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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学术之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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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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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原所不齿。广东能跃然而起，在中国舞台，占
一重要地位，完全为近百年来之事。从南粤王赵佗至今，岭南历史，逾
2000年，而最近之100年，则关系最为重大。
何以关系忽然重大？此则完全因海通之关系。而海通之关系，则因
地理位置之关系。以其地理之位置，配合海通之运会，以其时，得其地，
时与地一旦配合，广东即一跃而起。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海运大开。英法荷兰之势力，逐渐东侵。
中国在东亚一隅，不复能闭关自守。既不能闭关自守，即被迫而入于世
界之舞台，从此与西方诸国发生来往。而在来往关系中，广东首当其冲，
所以列强第一次侵略（鸦片战争），即发衅于广东。广东当然受害最大。
然天下事有利未必无害，有时有害亦未必无利，而广东即于此祸害交迫
之下，奋兴而起。
19世纪，海洋文化（世界文化）如潮涌来。广东当海洋之冲，因此
乃事事得风气之先。事事得风气之先，即广东所以扶摇直上之一大关键。
其实广东在历史上，早已成为对外交通及接受外来文化之最前哨。广东
与海南诸地交通，远在汉武帝之世。其时徐闻、合浦为中国对外交通发
舶之所，往来市舶，均寄碇于此。六朝以后，广州与海外交通大盛，其
时大食国（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已有居留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亦言，
中国对外之交通路线，最初属于交趾，至7世纪时，交趾之地位，乃为
广州所夺。至唐代，阿拉伯人兴起，南海方面，海上贸易极为繁盛，广
州之地位，益为重要，遂掌握海外交通之总枢纽。
惟其如此，所以广东为接受外来文化之第一重门户。达摩初来中国
（梁朝），即先至广州。广州西关下九路有街名“西来初地”，即纪念
达摩初来之迹。其地之华林寺，相传即达摩所建。其时印度高僧，航海
而来，广州城西之光孝寺，为岭南第一名刹，六朝以来，高僧驻锡于此
者极多。相传有梵僧名智药，由西竺航海而来，带有菩提树一株，种于
戒坛前，预言日后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其后六祖慧能果于此树下祝发
（唐高宗时）。此即为广东接受外洋文化所开之第一朵花。
总之，对外交通愈频繁，则广东之地位愈重要。近百年来海禁大开，
各国（海南诸国以外）来往之关系，又不知比从前发达若干倍。因对外
商业发达，所以对内商业亦随之发达。内外商业均发达，整个产业界亦
随之而发达。产业发达，自然赋税增加；赋税增加，其政治上之重要性
亦随之而增重。同时因海岸与边防之重要，亦加增其政治地位之重要。
所以清末派来任两广总督者，多为一等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
一、岑春煊等，清廷所以付以海疆之寄，即因其对于广东之地位，特别
重视。此一切均足以证明广东因其经济地位之重要，而影响到政治地位
及其他一切地位之提高。
广东从前在学术上，并无地位，然其后则不然。粤人在学术上至此
亦显露头角，除陈澧、张维屏、黄培芳、梁庭＠⑩、邹伯奇诸人，继
承中国学术正统之外，广东从自身突起一支异军，后日即成为中国学术
思想界之先锋，之旗鼓。领导之者，主要为孙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又
一方面，则为康有为之倡议维新，更一方面，则为容闳于同治十年带领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梁敦彦、詹天佑等30人，出洋赴美。岭南从前之遗民
文化，经过几百年理学之陶冶，经过明亡之惨痛，经过200余年秘密会
党之酝酿，经过太平天国之教训，再加之以海通以后世界潮流之激荡，
遂孕育而成一种崭新的文化（与遗民文化遥遥相接，而有其连续性）。
而广东乃成革命之策源地。
自戊戌以后，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界，都为两种潮流所支配。一为革
命的潮流，领导者为孙中山先生；又一为君宪的潮流，领导者为康有为
与梁启超。此两种潮流，在清朝末年，几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其后
革命潮流胜，君宪潮流乃偃旗息鼓。此两派领袖均为广东人，两派活动
均以广东为其出发点，而最初效力于此两派之劲旅，之干部人物，多属
广东人，足见广东之重要性及其富于矛盾性。孙中山先生之思想，承接
世界最新之潮流，已极显明，其学说亦已家喻户晓。至于康梁一派，其
领袖之人物虽然倡导保皇，然因政变失败，党徒被捕被杀，其余一部分
被迫逃亡，所以对于当时执政之满洲大员，亦恨之刺骨。因此，革命派
固然谈革命，君宪派亦谈革命（在新民丛报初期，革命字样，屡见不鲜）
；革命派讲民权，君宪派亦讲民权，彼此都以18世纪西欧之政治思想为
其出发点。所不同者，一派主张彻底推翻满洲政府，从头改造；一派则
主张维持现状，加以改良而已。在此两派运动中，革命派比较急进，比
较激烈，比较彻底，则从外面压入；而君宪派比较温和，比较缓进，则
从内部涌出。此两派虽然标揭相反的、冲突的、绝不相容的主张，但同
时亦有不少共通的、可以相合之处。此两种运动虽然均起于广东，以广
东为其地盘，从此发轫，然转瞬之间，已普遍展开，成为全国的运动，
非广东一省所得而专有，盖其势力已弥漫于全国。无论何处，无论何人，
不为革命党则为君宪党，如果两者都不属，其人非顽固守旧，即为落伍
退化，几不齿于士类。
至于人民，在积极的自动的一方面，其活动则更可观。当时清政府
愈益腐败，而外患之压迫，亦愈益加深，人民懔于邦国之危亡，于是奔
走呼号。其时民气之盛，实不可以言语形容，于是开学堂，办报馆，集
会演说，指斥朝政，批评时事，完全受天赋人权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之学说所影响。所以当时之舆论，确实有一种力量，足以
监督政府，指导人民。每逢有事发生，则报纸先加之以批评，人民随后
继之以响应。
以是，全国思潮，奔腾澎湃，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道德伦
理方面，风尚习俗方面，学术与教育方面，无不受此种思潮之影响。在
几千年来专制政治之下，第一次听到民权之呼声，第一次听到自由平等
之呼声，第一次听到博爱之呼声（彼此都以同胞相呼），第一次听到男
女平权之呼声与婚姻自由之呼声；在几千年之学术系统中，第一次抛弃
传统之旧路，而另开新路，此真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史上之第一次大变
动。其时人人谈革命，人人讲民权，谈革命讲民权之书报，及卢梭《民
约论》、孟德斯鸠《法意》、《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之译本，
传诵一时，都有自由平等，革命鼓吹，文明进步，方针目的等新名词，
其情形与18世纪大革命前夕之法国无异。真可称为现代中国之第一线曙
光，亦可视为中国从此摆脱中古时代之氛围，一跃而入于20世纪之开始。
此为中国由“中古”而入于“现代”之转捩，之大关头，以后中国更有
如何进步，如何创新，如何建树，都无非以此为其初基，为其先导。可
惜现时人士，多未彻底明了此一转变之大关键，对此时代之重要性，未
有深切之认识。
以上所言，不过说明在整个大潮流中，广东以其局部之地位，负其
所能负之使命，尽其所能尽之贡献而已。然其间尚有须注意者，即此种
思潮，本来发自广东，最初以广东为其发动之大本营，最后乃弥漫全国，
洋溢奔腾，成为全国之思潮，而转移时势，开创新机，使中国入于现代
之世界。如果从此点着眼，则广东所负之使命，及其所有之贡献，则不
可同日而语矣。何以广东有此使命，有此贡献？此则因近百年来，海禁
大开，因海运与通商，而得接触世界文化之潮流为其大关键。广东以其
地理位置，当海洋之冲，得风气之先，凑合机缘，遂得掌握空间与时间
之锁钥，此一使命乃不期然而然地落于广东身上矣。何以必落于广东身
上，而不落于他省身上？其间关系颇多，而今姑举一事以为例。广东有
无数华侨，遍布海外，此正为制造革命党，收容亡命客，筹措革命军费，
策动革命工作之最好条件。如无海外华侨，散居美洲南洋各地，则革命
恐不易有成功之望，连康梁诸人，亦无法进行其君宪保皇之工作。只就
此点，已足见广东之重要性，何况尚有其他之种种条件。所以民国以后，
张勋复辟，黎元洪出走，海军南下，国会南迁，组织军政府，倡言护法，
均以广东为大本营，其后国民革命，出师北伐，亦以广东为大本营。吾
人研究广东，必须着眼于此。此为近百年来岭南文化最重要之点。
岭南文化，由张曲江、崔清献及唐宋以来之羁人谪宦，孤臣遗老，
奠其始基；由明以来白沙、甘泉诸人承其统绪，至近百年来，海禁大开，
与世界文化之潮流接触，一转而为一种领导性的革命文化，其间一千余
年，事迹昭然。而今时局虽然变更，然实不足以损岭南之价值。瞬息之
不足以变古今也。天之生有其地，有其人，其地临大海，宅南离；其人
则秉性刚强，民气焕发，得地理之孕育，承历史之遗传，故其地其人，
必可以促使岭南文化之重生。岭南居山海之间，秉炎晶之气，山则有云
岭罗浮，水则有珠江南海，潜则有蛟鼍，动则有虎豹，木则有红棉，果
则有丹荔，花则有素馨茉莉，香则有伽楠沈水，珍宝则有翡翠珍珠珊瑚
玳瑁，故其人物则有佗王之豪雄，六祖之神慧，张曲江、崔清献之赤忱，
李忠简、海忠介之忠耿，熊飞之壮烈，陈白沙、湛甘泉之德教，陈子壮、
陈邦彦之气节，屈翁山、陈元孝之孤洁，南园前后五子之风流文采，洪
秀全、孙中山之革命精神。岭南文化之复兴，必由斯道，舍此，更无他
道。此亦为岭南民族生命民族精神之所寄托。
如是，岭南人物应有其特殊之风格，应以罗浮之耸拔为其精神，以
梅岭之高寒为其品格，以珠江之明朗为其风度，以南海之浩瀚为其襟怀。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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