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著称于世，而其闻名于天下，相当程度上又与
历代诗人名士在其有关蜀道的诗文作品中的描写演染大有关系，李白一
首《蜀道难》使蜀道声名远播即是证明。实际上，自汉魏以来，有关蜀
道的颂赋、诗歌、游记就连绵不断，其中不乏名人名篇、佳作美文，形
成一种以蜀道之旅为题材的文学形式——蜀道文学。
    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石门铭》、《＠②君开通褒斜道》、
《杨淮表纪》、故道线上的《＠①阁颂》、《西狭颂》从文学形式来
看，基本上属于汉代赋颂类文章。赋颂文体兴盛于两汉魏晋，班固《汉
书·艺文志》、范晔《后汉书·文苑传》、陈寿《三国志》、严可均《
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等均收有不少赋颂类文章。颂其实也是赋的一种形
式，专为歌功颂德而作，如《石门颂》就是颂扬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复
修成褒斜道盛事功德之文，《石门铭》系歌颂北魏梁秦刺吏羊祉之文，
《＠①阁颂》、《西狭颂》都系歌颂东汉武都太守李翕之文。颂类文
赋一般采用四言韵诗形式、典雅庄重、富于节奏。如《石门颂》：“君
德明明，＠⑦焕弥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缓亿衙＠⑧
。春宜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石门铭》状描自
然景观也十分凝炼生动：“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
秋风夏起，寒鸟春伤”。如此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句子还有许多。刘勰《
文心雕龙·颂赞》评论颂体类文章时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练，
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臣；敬慎如铭，而异夫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
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惰而变”。用之评价《石门颂》等蜀道颂
体文章，同样是十分恰当的。
    蜀道文字中成份最大、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蜀道诗起源于南
北朝时代，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即收有南朝萧纲、刘孝威、
阴铿等人以《蜀国弦》、《蜀道难》为题的数篇歌词。[10]唐宋川陕交
通兴盛，蜀道诗创作也趋向繁荣，沈ｑｕáｎ＠⑨期、王勃、李白、杜甫、元
稹、李商隐、郑谷、石介、文同、苏轼、陆游、范成大、吴泳、汪元量
等著名诗人均有蜀道诗传世，其中象李白《蜀道难》、李商隐《筹笔驿》
、郑谷《兴州江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等都堪称经典之作。明
清时期，蜀道诗数量仍然可观，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康海、何景明、王
渔洋、吴梅村、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历史地理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诗
作，其中尤以王渔洋陕川栈道之旅诗与宋琬《栈道平歌》、梁清宽《贾
大司马修栈道歌》最为闻名。笔者曾在《唐宋蜀道诗的历史地理价值》
[11]、《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12]两文中重点探讨过蜀道诗的
史地学术价值与文化思想史意义。元明清蜀道诗在唐宋蜀道诗主题、内
涵、外延方面有更深广的开拓，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沉郁悲凉、幽远深邃的美学意境。为节省篇幅，
此暂不详论。
    除蜀道诗以外，唐宋以来文人学士还写下了不少记述蜀道旅程的游
记，或描述栈道沿途奇险景观，或抒发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感叹，其
历史地理学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蜀道游记散文较重要的有
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孙樵
《兴元新路记》、《书褒城驿壁》、北宋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
、李复《ｙì＠⑩水集·与王漕书》、南宋李耆寿《灵崖叙别记》、元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川陕部分描述、清
代王渔洋《蜀道驿程记》、道光时日本学者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
等。
    唐宋至明清这批蜀道游记散文首先是研究川陕交通及其变迁的珍贵
史料，如唐代后期新修的文川道（系褒斜道一旁支），《旧唐书》、《
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极简略，以至后世许多史地学者甚感困惑。八十
年代以来，学者始从晚唐文学家孙樵的文集中发现《兴元新路记》[13]，
问题方得以基本解决。《兴元新路记》为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孙
樵亲历新辟的兴元路后所写，记述自己从扶风东皋门进秦岭入栈后沿途
所见驿馆村落、山谷溪流、栈孔石刻，至山南城固文川驿出山。由于这
条新路筑修不到一年便“为雨所坏”[14]，通驿时间极短，所以孙樵之
文是该道路唯一真实详细的文献，史料价值甚高。
    自元代起，外国旅行家也开始旅游考察蜀道，并有记述。元世祖时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有秦蜀之行，《马可·波罗游记》第
四十二章、四十三章至四十四章先后记录了自忙哥刺(Mangalu)驻跸地
西安府西行翻越秦岭踏上栈道径“蛮子省”(Achbaluch Manji)汉中府
再越大巴山至成都府(Sin-din-fu)的长途旅行见闻。虽系马可·波罗晚
年在狱中回忆所记，且又经过数种文字辗转翻译成中文[15]，但依然可
以反映元代川陕蜀道沿途城乡风土物产的某些真实信息。如游记写自西
安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小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
商业为主，也生产大量的丝”。可以看出是有关西安至宝鸡沿途所见景
观与社会经济状况。旅行家进入汉中盆地后，又有如下文字：“这里土
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里生产生姜，商人
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它
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关于元代汉中盆地社会经济状况，
我国历史文献涉及甚少，而《游记》中的这段记载涉及汉中地理、人口、
商业、手工业、农作物、土特产品等，弥足珍贵。《游记》还真实摄录
了自汉中去成都沿途自然及人文景观：“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
伸到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
二十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
里的庄稼、山上的猎物过活”[16]。这显然是金牛道沿途巴山山民宗教、
经济生活景象的简要回忆。
    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曾两次往还川陕，经过褒斜道，将沿途所作诗
文编汇为《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后人编
汇有《渔洋箐华录》，其中尤以《蜀道驿程记》对蜀道研究意义甚大。
王渔洋所行乃明清连云栈道，与秦汉褒斜道北段已有不同，北段入口已
由ｍéｉ＠(11)县改为风翔草凉驿，《蜀道驿程记》记诗人入栈时写道：“
出风翔南郊，遥望陈仓山，直插天汉，与太白、终南连亘，秦蜀大阻也”
。至连云栈著名险关柴关岭正逢豪雨如注：“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
右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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