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吴汝康：《人类的由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

〈5〉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最早是于1987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智人之古老的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约在10─14万年前(后修正为平均20万年前)，首先发生在非洲，现代所有的人类都是那个群体的后代，即人类起源于非洲，全世界的人类均是从这里迁移过去的。有来自非、欧、亚和澳洲的4000多人接受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密码)检测，所有被测者的线粒体DNA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没有由本地智人承袭下来的遗传证据，所以认为现代人具有共同的起源。1997年，尼安德特人被「基因证据」否定，这一结果列入当年「十大科学发现」。由之，分子从类学的加盟，给古人类学的「化石证据」研究法带来了诸多挑战。基因研究的结论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没有过去说的那么早，最可能的时间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又据报道：中美两国科学家利用遗传学信息作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中国人亦来自非洲」的结论。这些研究，当然应该受到重视。考虑到基因证据研究所取材料的局限，而且该类研究也只是起步阶段，不可贸然仅据一两个研究报告而否定中国古人类学半个多世纪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可参看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吴汝康《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潘其风、韩康信、黄万波等先生的有关论著，并参见中美科学家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山西曲垣县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的论文。我们认为，即使将来古人类学证明人类起源不止中国一个中心，也不影响蒙古人种(黄种人)起源、形成于中华大地的古人类学结论。

〈6〉参见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初曙从多元向一体的发展，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又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3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载《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8月；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等等。

〈7〉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页93─96。

〈8〉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9〉傅斯年：《小东大东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册，页101─109；又《夷夏东西说》，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页1093─1134。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载《考古、文明与历史》，「傅斯年汉学讲座」，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出版。

〈12〉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118页。

〈13〉徐旭生：《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20─23页。

〈14〉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1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五、满天星斗」，三联书占，1999年，页102─128。

〈16〉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原载《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7〉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原载《中国古代文化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

〈18〉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原载《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9〉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据1988年国际碳─14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对全部碳─14年代数据作了校正。详参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下同

〈20〉苏秉琦将仰韶文化分为「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文化」，将洛阳-郑州的「仰韶文化」定名为「王湾一期文化和王湾二期文化」，晋南地区则为陶寺文化。详参《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三联书店，1999年，页184-185。另外，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诸地方类型有不同的认识，如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人认为是前后互继的关系，命名为不同的文化，可参载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载《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学界对黄河流域诸新石器时代遗存现象在认识上的争议，更加表明其文化内涵、面貌的复杂性，也坚定了黄河中游为独立区系的认识。

〈21〉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又收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2〉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页10。

〈23〉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鲧与共工」，《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4〉王永波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考古》1994年3期；又王永波〈关于后李文化的谱系问题〉，载《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25〉从前学术界把江苏淮安青莲岗和大墩子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作为「青莲岗文化」，或作为「大汶口文化一期」。北辛文化早、中期的碳14年代为前4600─前4300年。可参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碳14年代数据从上述考古所新公布的数据。

〈26〉相关资料可参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所附的文献索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四川考古报告集》所收入相关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及长江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长江三峡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报告》(分省及分县报告)。近来在三峡库区(指广义的三峡，自宜昌至重庆)的考古工作均以该规划报告为发掘依据，已有相当多的重要发掘，对三峡地区的文化面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之提出四川史前文化及商文化的来源问题，围绕三星堆的发现已召开过数次国际性会议，可参看。

〈27〉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前言」，页2─3页。

〈28〉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相关研究还有李龙章〈江汉新石器文化系统族属考》，《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俞伟超先生另有关于「三苗迁三危」的考古学研究，载于《文物》1988年，亦可参看。

〈29〉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242。

〈30〉潘守永：《中国史前玉器纹饰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又林已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日)，日本吉川弘文馆，1991年。

〈31〉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关于长江、黄河中下游文化关系的讨论，还可参看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237─239。

〈33〉考古学界对马家 文化、松泽文化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前后相袭，或以为并行发展。本文采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附录「中国考古学术文化区系年表」的观点，分为两个并列的文化。

〈34〉任振球：《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的一次自然灾害异常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4期。又叶文宪《中国国家形成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6期。

〈35〉相关研究参见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12期；《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又木已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3、4期。

〈36〉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又〈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9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1、2期。

〈37〉严文明：《冲击与碰撞:花厅墓地试析》，《文物天地》1991年3期。

〈38〉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又潘守永、雷虹霁《古代「玉鬼神面」的几个问题》，《民族史研究》(民大史学3)，民族出版社，1999年。

〈39〉陈连开：《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40〉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

〈4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42〉陈连开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又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43〉参见俞伟超在日本所作的演讲。

〈4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

〈45〉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关于经济文化类型的含义可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新版)相关章节，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关于「文化底层」的理解，与张光直关于「亚美巫教底层」的认识有相合处，所不同者，我们强调中华文化自身起源和发展的线索，强调追寻这个线索的内在规律性。另外，可以清楚看到，我们没有过多强调宗教的作用，这也恰恰是中华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之处，信仰可以不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却是一致的。

〈46〉关于「华夏边缘」的观点，可参看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我们不完全同意王明珂的观点，因为「华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还同时是「文化」概念。「华夏」并不排斥游牧文化，相反，游牧文化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游牧民族对缔造中华文化的作用，可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四章「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地位」，中央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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