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个人观点，以上对文化实质的把握就解释文化现象而言，是整体性和宏观性的。但很难说把握了所有区别，也不具有解释所有文化事件和历史个案的方法论意义。

中西文化的区别，我认为还是从两个基础和一个终极归宿来解释。两个基础：一是人存在的基础。洛克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家庭中，儿女与父辈之间的关系纯是感情关系，并非必然的道德义务关系；这样实际上解放了“个人”，既然这些关系并不重要，那么人生的目的也就不再伦理关系上寻求路径，而在对个人的责任和对个人的扩张，即保持“人身财产”，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权利是天赋的。洛克所谓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是指人生来拥有自己财产的自由，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自由并不是人人真正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只是个名份。人生来是自由的，意味着个人对自己负责，个人是存在的基础。而中国则是人生下来就是不自由的，是伦理的，应该“化性起伪”和“教化”的。汉语“教”字就很能说明问题。南京的邵建教授对其做了如下解读。他说：

就简体“教”而言，它左“孝”右“文”（反文），是个会意字。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文化，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左边的“孝”表明了它的性质。西汉《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孝”和以“孝”为表征的儒家文化就是传统中国的施教内容。众知，儒家文化是人伦性质的，“孝”所表明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最切近的关系。可是这种关系一旦用“孝”字表现，马上就出了问题。 “孝”的构形是上“老”下“子”，这个结构使我本能地感到中国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由于中国教育缺乏一种对人（即个体本身）的关怀，故尔造成了对人（亦即“个人”）的事实上的伤害。换言之，经由这种教育所形成的人，不是个体人格意义上的人，而是类似一个有着标准答案的“同一化”的人。他们的思维是同一化的，感觉是同一化的，语言也是同一化的，在他们身上丧失了（或没有形成）用自己的大脑来思维来感觉来说话的能力，至少是习惯。

在这种“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下安身立命的“人”，其生活方式怎么能与西方相同呢？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孔融（153-208）曾经洞悉了中国文化这种对人的伦理束缚。这位孔门传人离经叛道，曾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子之于子，尝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这纯粹是对社会现实的愤激之词，是对天经地义的传统伦理规则的批判。可惜象孔融这样的论点，在传统中无立锥之地。

二是心理基础。李泽厚说过一段话：“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对待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服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辩，重人事日用中保持情欲的满足与平衡，避开反理性的炽热迷狂和愚盲服从……，它终于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这样的心理基础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实践理性，二是乐感文化。

在西方，类似的心理基础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核心，扩展为对外的平等与对己的自尊与严肃的态度，西方人往往有着不断追求完美、追求无限的精神，所谓浮士德精神。由于对无限的渴望，对未来的设想，对进化的执著，积极的征服的欲望也较突出。这样的心理基础也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是理性主义，二是功利主义。

所谓终极归宿，既是个人心灵的寓所，也是个人行为的根本动机。西方人一般具有宗教虔诚。认可基督教的原罪信条，从而将救赎自己作为最终的成就。Geertz说过，“隐藏在原罪信条中的信仰，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生活态度。……由宗教倾向产生的心境与动机，给一个族群的世俗生活的根本特征，蒙上了一层派生的、微弱的光。”（Geertz《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体现在伦理自觉上。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其背景是族群的伦理秩序和环境，光宗耀祖是很多人的根本的心灵安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礼运篇》。连索洛维约夫都看出，孔子赋予祖先崇拜以崇高的道德价值，“好古” （《论语·述而》），“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由于这种心态或信仰，中国人的终极归宿往往体现为维护血亲家族的荣誉上。祭祖之心，怀乡之情由是推衍、蔚为大观。

总结起来说，文化的区别在上述两个基础和一个终极归宿上可以基本分辨眉目。事实上，文化的区别表现在各种观念与形式上，而且，区别与联系也是辩证的；我们只是说，文化概括在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以及认识的出发点和价值导向两大问题上真正显示各自的特色。

二、文化表现及形式

1、 文化表现的基本特征

1）  表现的层次性

所谓文化表现的层次性，指一个民族展示和显现文化的结构特征。从社会评价的角度，这种层次性就是我们常说的优雅文化与俗文化。高山流水与下里巴人，是从接受者的角度体现文化的层次性的，由于接受者本身需要再评价，甄别其是否附庸风雅，也由于优雅与俗气具有时代性、阶级性，所以也是相对的。孔子赞《九韶》，称三月不闻肉味，斥郑声淫，可能还是因为前者为少数人专享，后者为大众喜闻。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层次性表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更多地表现文化的思想性，先进性；大众文化则表现文化的娱乐性，生活性；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精英文化流入腐朽、颓废，有时大众文化则蕴含创造力，生命力。麦克米伦离职10多年后，伊丽莎白女王考虑到他的业绩，想封他为伯爵并授予嘉德勋章，但被他婉言拒绝。他说：“这些称号不适合于一个苏格兰高地小农庄佃农的曾孙。”（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插页。）贵族以及贵族文化的衰败和贬值可见一斑。从文化客体的角度，文化的表现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次特征，古人曰：“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形而上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如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形而下的文化主要指缺乏精神表现的文化，如一些流行文化形式，科技文化成果，公众文化活动等。

2）  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文化不仅内容上是多样的，形式上也是。无论古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官方文化还是民间文化，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都有丰富的形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渗透其中，道德、政治、军事、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活动，都是典型的重大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文学与艺术，又有着无限丰富的表现形式：诸如神话文化、诗歌文化、戏剧文化、曲艺文化、音乐文化、绘画文化、影视文化等。 还有大量的特殊文化表现形式，如：饮食文化、花鸟文化、体育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丧葬及婚嫁文化、居住文化、园林文化、建筑文化、网络文化、科技文化、服饰文化、节事文化、武术文化等。

2、 文化表现形式中的中西文化差别

Spiro在《文化与人性》中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构造现实。对任何行为者来说，现实是通过世界观和他的文化所建构的行为环境传递的。”（《文化与人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性是由不同的表现形式显现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构成文化人的行为环境和行为意义的符号，体现出文化内涵的差别。

在文化内核的思维表现方式和伦理精神上，我们前面提到西方人的理性主义和宗教伦理与中国人的实践理性和儒家伦理的不同。基督教伦理的实质是提升自己虔信、增加个人责任以获得个人的救赎。而儒家伦理的个人责任最终落实到求“仁”的关系义务之中；“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邀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所谓实践理性，主要指惯常的思维特性，并非没有类似西方的理性精神。它包括积淀的文化心理，经验性的判断与推理（比如兵器锻造的例子），非精确性（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的例子），情理交融，批判性等；宋明理学鸿儒们所谓“格物致知”，并非“格”物的物理属性，而是探求物与人伦的秩序、关系。

在精神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中，中西的文化差异也是比比皆是。如音乐，中国传统的丝竹乐器是表现中国人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绝好载体。在中国，不可能有贝多芬那样的体现人与自然及人自身情感的深刻冲突的交响乐。又如绘画，在中国传统的绘画中，山水是用来抒写内心情怀的，未必符合西方绘画中的比例法则。对于人物的处理，画家往往将帝王或主角比例放大（如阎立本《步辇图》），这种处理手法，也与西方绘画比例或透视法则相悖。再如南京云锦这么一种特殊艺术表现形式，它色彩艳丽，晕色和谐，民族纹样，奇异变幻，自然天成。具有鲜明的中国吉祥文化的深厚底蕴。无论是皇帝御用龙袍上的正座团龙、行龙、降龙形态，代表“天子”、“帝王”神化权力的象征性。与此相配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的十二章纹，均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统领四方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性意义。云锦的纹样图案，表达的中国吉祥文化的核心主题的设计思想是：“权、福、禄、寿、喜、财”六字要素，表达了人们思想观念性的祈求幸福与热情向往。（参见王宝林《云锦的文化表现形式及其功能》，载《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

从生活方式和一般行为方式上，文化的差别也十分明显。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区别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人类学的重要观点。由古代大禹治水的神话，我们知道夏朝至少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在这样的社会还不可能有后来的男尊女卑的伦理教条；换句话说，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社会及生活方式，它的某些文化特征应该不同于我们说的文化传统。的确如此，根据湖北大学钟年教授的田野调查，我国枝江市百里洲镇戴家渡村的从妻居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他考察认为：“从妻居的婚姻制度,在继续发挥其养老功能的同时,也起到了改善家庭内部关系、促进家庭成员间的和谐、提高妇女地位等方面的作用,这一切对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流行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观念产生了冲击,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行为。”（ 钟年《居住模式与生育文化》，载《市场与人口分析》第7卷第2期，2001年。）就中西文化比较而言，在封建社会、自然农业的大致相同背景下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