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景玄（1186～1223年），名昂霄，別字季房，陵川人。對其爲學，元好問評價曰：

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謂承平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稱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不知去古談士馬遠近，餘子不論也。[12]

作爲詩人群體中的一分子，性英與上述三人交往頻繁，無疑受到他們詩歌理論與創作風格的極大影響，由此，詩歌技藝進步很快，並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他的詩作《山堂夜岑寂》、《梅花》在傳入汴京後，受到了在朝文壇主盟者的高度重視。元好問序中提到的“閑閑趙公”即趙秉文，“內相楊公”即楊雲翼，“屏山李公”即李純甫，三人均爲金末文壇領袖人物，其中，楊雲翼與趙秉文同掌文柄，時號“楊趙”。[13]“雷、李、劉、王諸公”當指雷淵、李獻能、劉汝翼、王若虛等諸人，他們在當時也是文人群體中的佼佼者。這些人的交口稱譽，使性英名聲鵲起，在金末文壇樹立起自己的穩固地位。元奸問序在談到性英於寶應寺出家後，又提到他之後的行蹤爲“住龍門、嵩少二十年”。《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八（臺灣石刻史料新編本）收有李純甫興定四年（1220）所撰《重修面壁庵記》，該碑立於興定六年，其後有“灑掃寶應寺性英書”的字樣，可見當時性英仍在實應寺爲僧。由於實應寺就在龍門山，元好問所說龍門即應指寶應寺而言。至於性英何時由龍門寶應寺到嵩山少林寺，我們還不是很清楚。元好問曾受性英之邀作《少林藥局記》，文中轉述性英的話說：“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又云：“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余三年矣。”[14]東林隆即東林志隆，爲萬松行秀弟子，元好問稱其在行秀諸弟子中“高出十百輩”，[15]可見亦爲一有道高僧。前面提到的《重修面壁庵記》與該書同卷所收李純甫《新修雪庭西舍記》，碑文後均有志隆的題名，前者爲“少林禪寺住持傳法嗣祖沙門志隆”，後者爲“住持傳法嗣祖沙門志隆”，立碑時間均爲興定六年（1222）。性英很有可能就是接替志隆擔任的少林寺住持，而其接替時間，當在元光（1222～1223），甚或在正大元年（1224）以後。

性英擔任少林寺住持期間，金朝局勢已不斷惡化。開興元年（1232）二月，蒙古與金軍主力在三峰山展開決戰，金軍大敗，河南許多州縣相繼失陷，居民大多被裹脅北上。因這一年爲壬辰年，史家多稱這次人口大遷移爲“壬辰北渡”。次年初，汴京發生政變，元帥崔立獻城降蒙，此後汴京城中又有大批百姓北渡黃河。“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16]大概正是在此期間，性英離開了戰火洗禮下破敗不堪的少林寺，隨難民一同渡過黃河。由此算來，從貞祐二年（1214）性英南遷河南，到1232或1233年北渡黃河，大概經過了十八、九年的時間，這與元好問在《木庵詩集序》中所說二十年相去不遠。

性英的後半生都是在燕京度過的。元好問序稱其在“仰山又五、六年”，仰山位於宛平縣西北，山中有樓隱寺，爲金元名刹。萬松行秀在金章宗時，曾任該寺住持，章宗數遊該寺，給行秀以極大禮遇。[17]趙孟頫爲仰山樓隱寺行滿禪師所作道行碑又云：“同安州鵲台福嚴寺自木庵公歿後，爲他人所有，師奏得旨，複歸仰山爲下院云。”[18]亦可證明性英確實曾住過樓隱寺。性英何時住棲隱寺，頗費思索。元好問序作於己酉年（1249）冬十月，如此時性英尚在棲隱寺的話，由此向前追溯五、六年，則他應在1243或1244年始住此寺。不過，這種假設很難站得住腳，因爲照此推算的話，不僅性英此前十多年的行蹤成了空白，而且又生出許多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

首先，魏初曾回憶說：“初年十六七時，曾侍我先大父玉峰（魏璠），得拜先生（楊弘道）於木庵英上人之歸義方丈，今四十年矣。”[19]楊弘道《代茶榜》序云：“歸義寺長老勸余作此詩。長老姓（姓應爲性之誤）英，字粹中，自號木庵。”[20]按，魏初生於1232年，十六七當在1247、1248年間，這一時間與1243、1244到1249年性英在樓隱寺的假設顯然發生衝突。歸義寺位於金燕京舊城時和坊，[21]與棲隱寺並不在一地，現有材料也無法說明這兩座寺院有什麽聯繫。

其次，性英曾爲劉祁（1203～1250年）賦詩云：“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樓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爲浮名系此身。”[22]按，詩中之“二陸”指劉祁與其弟劉郁，“一堂”指劉祁在家鄉渾源所居之“歸潛堂”。劉祁在甲午年（1234）返回家鄉後，很長一段時間隱居鄉里，躬耕自給，潛心著述，直到戊戌年（1238），始離鄉赴大同參加大蒙古國選拔儒生的考試，以後又遊歷各地，老死他鄉。[23]性英的這首詩，應當在1234年至1238年這段時間內寫就，而該詩題款“仰山性英粹中”，表明他此時已經在棲隱寺，這無疑與前面提到的假設亦有衝突之處。

再次，元好問有《寄答仰山謙長老》詩云：“木庵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題下自注：“渠住招隱”。[24]筆者遍查北京各種地方志，未見有招隱寺的記載，而從詩題所稱“仰山謙長老”來看，此處之“招隱”，或許就是指仰山樓隱寺。而該詩所云“乞與雲林百自由”，大概就是指性英思欲退席，辭位讓與謙長老之事。

以上三點，尤其是第一點，足以推翻前面的假設。由此，筆者認爲，情況很有可能是，在北渡黃河後不久，性英即已出任仰山棲隱寺住持，元好問序中所言“住仰山五、六年”，僅爲追憶性英於棲隱寺擔任住持的年數，與所作序的時間沒有什麽關係。歸義寺，大概爲性英從樓隱寺退席之後的所在地，至於以後性英還在燕京哪一寺院，我們已無從知曉了。

在燕京期間，性英曾爲福聖院撰重修碑記，又爲耶律鑄詩集《雙溪小稿》作跋（時在   1254年），二者均有“木庵老衲性英”的題款，這表明此時的性英已步入暮年。[25]不過，直到元初，我們仍可找到性英與高克恭等人交往的一些蹤迹。大概此後不久，性英即辭世。

性英圓寂後，魏初爲其塔作疏，對其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方外若人，固豈求名之是篤？生前知己，忍能見義而不爲?歲月雖遙，情文猶在。木庵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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