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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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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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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中华民族这个（单数）大族群的普遍承认，而这就是文化整合?quot;一"与"多"的辩证法。 三、具有丰富内涵的一体文化模式
如果说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中华文化一元化的思想理念基础的话，那么，秦统一中国，则是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实际构架上形成中国一元社会的初步举措的开始。这使得一元的文化得以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逐步落实。
中华文化的一元，不是一个封闭的块状实体，而是一个"核心加辏幅"的开放结构。
中华文化的核心，不是一个空间位置的中心点或者中心区域的概念，而是一个以思想理念为中心的多维立体结构。思想理念是整个文化的核心。
在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中华文化以夏文化区为主要区域，经历了思想理念方面的"百家争鸣"的多元共存的局面。当时主要的几种有影响的思想理念，是儒、道、墨、法。其中儒家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儒家思想作为多元中的一家，成为后世的主干文化，但它也不是"独尊"的。儒家的基本思想理念就是人伦的道德精神，并以顺应"天道"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来补充之。人伦精神有其等级秩序（"礼"）和价值准则（"义"）的规范和操作原则，但这个基本理念系统中更重要的是"仁"的形而上学。"仁者爱人"成为比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更高的文化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quot;（《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同时，这个"仁"的形而上学，在政治上表达了"三代"以来的"宜民宜人"、"敬德保民"的"民本主义"。当然，儒家的仁学，作为中华民族一元文化的核心，是周文化精神的继承，因而，它也必然继承了周的人伦精神的宗法等级制度的精神，正是这种宗法等级精神，成为建构中华传统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几乎贯穿了中华文明的整个历史。
仁的思想理念（伴之以宗法制度和道家的自然主义），作为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的基本传统，它并不是绝对的唯一传统。先秦各家的思想在后世都有流传存在，并在一些时候被分别作为儒家主干思想的补充而与儒家思想关系紧密，以致被儒家思想所吸纳。例如在政治层面，儒法互补的情况历史上就有很多。另外，一些非儒家思想在某一个时期或者阶段也可能成为主导思想，但这总是一些短暂而不长久的历史现象。唯有儒家的仁治成为一种具有内动力的文化模式。
儒家的"仁"的思想，被作为中华民族进行内部个人修养的文化教化的最高价值，被作为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处理相互关系和存在问题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仁已经转化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属性（规定性），所谓中华文化，就是仁的文化。反过来说，仁就是中华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史上一些朝代为什么被灭掉？就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中华文化的根本属性--仁。秦虽然统一了中国的版图，但是它"仁心不施"，"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 贾谊《过秦论》），"举措暴作而用刑太极"（《新语·无为》），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可见，在中华民族这块土地上，以仁为国，方有文明在。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元则（原则）。汉初黄老之治，并非弃儒归道，而是以道家自然主义的"无为"方式，息扰民之事，废酷吏刑罚，回归到仁治的轨道上来。
仁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其根本精神，它并不排斥其它文化形式作为它的补充或者激活它的内在丰富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一体模式是动态而不僵化的。只?quot;仁"的本体存在，只要"有利于"仁的本体，只要清醒地判明其它手段、方法均是围绕着仁的本体的，那么，这些手段、方法都是可用而不必拒绝、计较的。有时为了维护、巩固和加强"仁"，甚至必须启用一些并非本族群原来就认可的方法、手段。例如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建元）执政23年后实行文化改革，废弃华夏袍带服装改穿胡人短衣，废除中原战车改建骑兵，这并没有使得赵国"胡化"，而加强了国力。赵武灵王很懂得守元变用的灵活性。他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制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参见《史记·赵世家》）
同时，中华文化核心形态的价值理念特点，在古代就已经逐步消减了民族的人种学特征。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或者族群）的含义，超出了狭隘的人种界限，而把民族文化化了。孔子的时代，人们并没有不同族群必须分割、分隔、分立的价值概念。也没有族群（种族、氏族）优劣的概念。"夷夏之辨"并不是种族优劣之辨，而是文化先进与否之辨。人生活在什么种族（族群）中，是人不能选择的，而人持有或进入何种文化，则是人可以选择的。所以，文化虽然与种族、族群有关，但它们二者并非一回事，在它们之间可能会存在错位，甚至根本的反差。孔子说?quot;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孔子感叹中原战乱，国家破碎，已经不成样子，是一派文化颓废景象；而夷狄那里形势稳定，国家制度健全，不像中原这种没有文化的样子！所以，孔子甚至"欲居九夷"。有人认为，这会失去文化而变得"俗陋"，孔子则自信地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孔子的自信，是对自己的文化的自信，他相信，如果自己"居九夷"，就完全能够以自己的华夏文化教化夷人（朱熹注《论语》?quot;君子所居则化"），使之"变夷为夏"。夷人的人种并不可能变化，但它们只要有华夏文化，就是华夏人了，种族概念在这里完全被文化概念消解了！进一步看，在《公羊春秋》中，族群是不是华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种概念，夷狄与华夏都是可以互变的。这种理论有一个很有趣的表述："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也新夷狄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道理是怎样的呢？何休解释说?quot;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春秋公羊传解诂》）王室内乱、君臣上下败坏，是春秋时期中原的普遍无行，这种行为无异于传统话语中的夷狄，中原的华夏已经蜕变为新的夷狄了！它们已经丧失了主中原的资格；相反，如果夷狄能够匡王室而行尊尊之礼，认同华夏文化，视华夏典章制度为己物而实行之，则就是华夏，可以有资格入主中原。所以，华夏和夷狄绝不是人种学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族群或者民族以文化为核心，以文化为转移，这是中华民族的有特色的民族（族群）观念。
这种"文化民族"的概念，是当代狭隘的人种学民族主义者不可能理解的。在当今世界上，狭隘民族主义以人种特征为所谓的依据，以"民族独立"、"民族自决"为招牌，实际上进行分裂人类社会的活动，沸沸扬扬地制造民族不和和冲突。在这个时候，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民族"概念，对于解决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四、一体中的多样性："天下大同"与"和而不同"
中华民族的族群（或者民族）观念的一元多样性，不但表现在其核心的思想理念化上，而且也表现在其辏幅的开放性上。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应该说的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视自身的核心思想理念，因为这是它?quot;元"；但对于自己民族理念的辏幅，则是持十分积极的开放性：一种豁达的无界态度。这种态度表现主要为：
其一，坚持"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普遍主义。也就是说，人类的种族，无论多么繁杂，皆因其为人，因而总是被纳入儒家" 仁爱"的交往原则的框架之中。对文化价值的生存意义的至上性和实质的强调，消解种族差异可能引起的隔阂。正因为此，在中国历史上，在族群交往（冲突）频繁、行为差异性的张力十分迫切的南北朝和五代时期，虽然一度造成中原华夏制度的失范，但这种族群冲突和差异张力，造成了暂时的分裂局面，但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为以人种界定或者以族群为单位的众多的所谓"民族国家"（这与西方的情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是：制度失范恰好造成了族群融合的可能性空间，制度失范期恰好就是族群融合期（，而不是族群严格界定期）。经过短暂的震荡之后，"华夏制度"融入了更多的"夷狄"因素，因而具有了崭新的文化活力，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形成了向自身的"复归"。而在这一时期参与交往冲突的所有族群，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最终都被华夏文化所淹没、所覆盖，都成为华夏民族（族群）的要素和成员；华夏文化本身也已经更多的包含了夷狄特点，更为广阔浩荡，非昔可比。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不止一次，新的统治族群尽管在人种、语言、文字各方面与中原华夏文化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华夏文化，"演变"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和建立清朝的女真人，它们今日都以中华民族成员而自豪。
中华文化的这种核心一体性的特点，造成了东亚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融合。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就是东亚的这些族群以华夏思想理念为共识的一个融合过程，也是它在各个历史时期融合的结果。每个族群都不是被"吃掉"，而是对推进、丰富甚至更新华夏思想理念作出程度不同的积极贡献的民族成员。"一"是"多"的创造，在"多"不断创造"一"的过程中，"多"不断进入"一"，成为"一"的要素。因为这种创造是不断进行的，所以，这个"一"是不会僵死的，是不会停止新陈代谢的，而是动态的，是一种永远具有活力的人类生命体--一个悠久而不衰老的民族。创造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民族，其他三个都消失了，惟有中华民族永葆生命活力，其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其二，坚持"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族群统一观。古代中华文化认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里所说的"和"，指相互的协调一致；"同"则是指绝对的机械的同一。中华民族在处理相互关系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力图以原本的华夏文化"吃掉"或者"打败"其他文化，而是对其采取和平交往的政策，采取吸收和融合的态度。
孔子早就有言在先。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即要求：在族群交往中，哪怕一些族群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华夏族群也应该尊重他们，以礼待之。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才出现了如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典型化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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