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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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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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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对于外来民族的文化，华夏族群一般都采取宽容吸纳以至积极学习的态度。例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唐，它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它在南北朝胡汉民族冲突与融汇的基础上，以无所畏惧的胸怀，不设"胡"、"汉"界限，积极吸收胡文化，给华夏民族输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重振了民族精神。实际上，唐宗室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血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母亲都是鲜卑人，所以，李世民只有二分之一的汉族血统，李治只有四分之一的汉族血统。如果按照人种学的分析办法的话，唐王朝就应该被定义为鲜卑人的政权了。在唐代，可以说汉人（汉民族）胡化得想当厉害。胡人的风尚，胡人的艺术、饮食、服装和日常生活方式，对汉族影响很大。《贞观政要》就直截了当地认为："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慎所好）元稹的一首诗对此有十分形象地描述。诗中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那时，中华民族（无论是人种还是文化）的"本原性"就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从唐代以来已经有将近1500年了，在其间的更多变化，当是自不待言的。以回顾这些真实的变化为基础，不知道我们有谁在今天能够确证自己还具有"纯真"的"汉?quot;血统呢！
当然，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民族的涵化，其形式除过无界限融合之外，也还有更多的方式。例如中国"回族"的形成，就是信仰伊斯兰宗教的阿拉伯人、中亚人、西亚人等等西来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在13世纪到14世纪，由于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版图广阔，中国本土的西部边境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开放，致使他们有可能大规模进入中国，深入内地，"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在有的城市，他们的数量很巨大，占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五，造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见《明史·西域传》）。迁徙来的阿拉伯、波斯等族群的人们，逐渐学会使用汉语，但以原来语言为基础自定姓氏，而部分保留了中、西亚文字在传统场合使用，信仰伊斯兰教，保有许多中西亚伊斯兰文化的风俗传统。他们还对伊斯兰宗教制度和事务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革，例如，在教理上以会同东西为宗旨创立了凯拉姆体系，并"援儒入回"，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解释系统；在教制方面，创立了"教坊"社区制；在节庆方面，称"古尔邦节"为"忠孝节"；在宗教建筑方面，摆脱了阿拉伯式的建筑风格，而采用了中国的楼阁庭院式风格，并置中华文化的传统符号龙、虎于清真寺门前。七八百年来，就这样逐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华夏文化与阿拉伯、波斯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回族"。可见，中华文化的一元，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的排他性和封闭性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一元，不但包含了族群的融汇而化合，也包含了对一元之中的不同族群根据自己的意愿所进行的在相互模仿、学习中的自我发展的多样性的承认。 五、结论：几点现实的学理思考
一，"民族"概念，历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由于近代西学风行中国，民族概念也多从西学引经据典，与中国文化历史很有距离，也与欧美以外的文化历史很有距离，造成了许多"以面包炉蒸馒头"的世界现象。这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首先遇到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以西论中"，难免会生出许多谬误和悖论。当然，西方学术中也有许多对于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有意义、有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但总的来看，检讨中西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差异，考察概念的本原意义，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80多年后的一件大事。"民族"概念当属此列。
二，西方从中世纪后期以来，经过漫长道路，逐步形成民族国家，之后，西方思想理论总是把民族概念政治化，并以这个政治化的概念所形成的各种学说来解释自己和全世界。自然原有的种族存在，被与近代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攪为一团。种族被在进化论的框架中排列，种族被笼统地加上政治标签。种族、民族与政治国家被盲目地划上等号，……从16世纪以来，西方开始对全球进行殖民侵略，殖民主义和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中奉行对弱小种族进行掠夺、剥削和压迫的政策，导致了弱小民族的反抗，形成了数百年来弱小民族的反抗斗争，形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概念的被强调，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三，而对于已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独立的民族来说，或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被帝国主义恶意分裂了的民族，无论是各个民族内部还是各个民族之间，都应该以相互尊重、团结、合作为交往的基本宗旨，如果存在分歧，也应该本着为相互寻求理解而积极对话的态度，置异求同，发展共识，从双方、全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的普遍利益为目标，以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善意态度，机智灵活地处理民族内部或者民族之间的问题，推进统一而反对分裂，推进合作而反对制造障碍。同时，无论是民族之间还是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之间，要认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其新变种企图进行分裂而挑拨离间的阴谋，任何形式的所谓"独立"、"分治"都是与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的神圣理想背道而驰的。以我有五千年文化教化之泱泱大中华，无论解决民族内部问题还是处理与外部民族的关系问题，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以科学批判的态度，认真对待当前西方世界某些关于民族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某些"人权"理论，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以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为思想基础，研究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问题。如此，我们不但能够有效地解决自己民族内部的问题，而且能够为全球人类解决民族、族群问题，提供有意的启发。
四，民族、族群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生成物的概念。它具有相对稳定的人类学和人种学意义，而并不在原本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政治意义是西方近代"民族"概念的狭隘特色。所以，民族或族群概念，其丰富性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性质。它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规定性，是它的比较本源的规定性，而其政治意义和政治的规定性则是次生的。
四，民族、族群概念的政治规定性，是民族、族群本身诸多规定性之一问题。它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解决政治问题现实意义重大。但由于民族、族群问题的性质，如上所述，其根本在文化和历史。所以，民族、族群的政治规定性和政治问题之根在文化和历史之中。因而，只有抓住文化和历史，才是抓住了解决民族所有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的根本。
五，对于中国历史过程中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各个时期的各种民族、族群关系的处理的经验，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并使我们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政治神话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消除我们对于种族"纯洁性"、民族界限等等的机械形而上学的执著。中国人的"文化民族"观念，以无种族歧视、无族群歧视的人类平等观，以普遍性的博大胸怀，以积极善意的交往态度，以吸纳、好学的灵活原则，以相互尊重、共存的宽容行动，形成了中华民族尚一尚统的文化风格，铸造了生动而具有极大活力的"大一统"的华夏文化。这是全球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这是我们值得在世人面前自豪的。
六，与此相比较，欧洲人虽然认识到了人类不同族群（民族）联合与团结的重要，但"欧盟"理想的美好与其实际推进的艰难所形成的反差，成为西方社会最为迫切的一件难事。何况，"为统一欧洲寻找灵魂"的呼声何时才能落实为欧洲思想家有效的文化杰作，时日之长短尚难预料。"一个没有灵魂的欧洲联盟"？这是欧洲以至整个西方现实的何等尴尬啊！这也是他们的政治学难题、社会学难题，实际上更是他们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难题。他们所需要的文化思路，也许恰正是我们五千年积累起来的关于"仁"、关于"和而不同"、关于"一体多样"等等的宝贵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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