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肯定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不过关于围绕这个术语的争论，我确实知道很多。对后现代的世界规模或甚至民族规模的造势，没有一样让我感到十分舒服。围绕后现代的问题，专门有人做了大量定义、子定义，乃至已经有必要写一写惯用语史了，幸好至少可以找到一部这样的历史。[1]看着这一系列关于后现代的争论，你也许会像詹妮弗·威克和玛格丽特·弗格森那样说，这个术语越简单越好，作为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描绘，作为“说明我们时代文化、社会、理论维度的一个综合性术语”[2]。所以，谈论后现代就是提出一种要求，要你密切关心当代问题。

    我更有一点信心的是，我敢说我知道学术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下面的主要论点是，现在主要是指大学的学术界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传统的术语，其中包含了我们关于后现代必须要说的大多数东西；那些术语主要来自涉及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老一套词汇。我之所以说“文学的统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欢呼方言词汇、自传、趣闻轶事等等——本书的主题就是要谈这些典型事例——的崭新中心地位时，我们通常没有发觉或承认它们在长期的现代化过程（至少自17世纪以来的一个发展过程）中的老祖宗，特别是在同一时期中采用了自己真正定义的“文学”中的老祖宗，以及在发展起来好像是从外部，通过运用一种据说是独立自由的灵性来描述文学的“文学批评”中的老祖宗。由于我们既赞同又反对后现代，既赞同又反对关于后现代的各种各样定义，我建议我们冒险把学术界内部各学科中各种术语和关注热点的内部迁徙误认作对学术界以外世界的彻底再描述。看上去像是全新知识结构的东西也可以被更稳妥地理解为输出文学批评范畴的结果，进入到以前因更相信自我满足而抗拒这些范畴的学科里。这种混淆受到后现代与关于后现代的修辞学的鼓励，诚如弗里德利克·詹姆逊告诉我们的那样，它“寻求决裂”，并想象，例如，“现代化过程已完成，自然一去不返”[3]。

    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或暗示，例如，世界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基本现实，或者我们生活在外观的王国内，或者不可能鉴定任何形式的知识为真理，或者所有知识都必须被理解为具体境遇中的心灵的产物，因而不同境遇中心灵的知识不可用同一标准来衡量——所有这些都是关于可辨认的后现代特质的熟悉而又故意很琐细的例子——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在设法关于现在世界似乎拥有的方式做出一个真诚的说明，但是我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也是从一个机构（学术界）内部说话，在这机构的某些部分，这些见解已经熟悉到了成为陈词滥调的地步。当我们变得激动起来，并开始因为这些作为世界观的观点而改变见解的时候，我们是在同样对机构资本的内部再分配和任何外部诱因做出反应。我们感觉到的新东西不是，或不一定是，一般世界，而只是一种程度，“激进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史家，甚至一些科学家就是准备在这种程度上接受传统的文学批评词汇以用于他们自己的描述工作。
 
    当足够的学科准备在一个共同的词汇上取得一致时，就像文学批评的关注热点迁移到其他领域的情况那样，你会忍不住说，世界真的改变了。也许它是改变了。因为它的方式中出现的这种方法与目的的共性不仅仅是巧合，你必须有某种解释。但是我相信，在我们能真正从信息上接近它外部的或者从外部发生内部效应的东西以前，我们必须针对内部迁移的话题。下面几章就试图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章节的精神是告诫性而不是责难性的。它们对我们界定或阐述后现代时会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主张拥有或指望拥有的那种绝对有效性提出异议，但是它们不否认那些主张或指望。我尤其希望促成我的工作在主体上成为一部历史，或认真采纳的史料，因为它的主要首创精神之一就是要归入历史本身。

    所以我希望，对此要有一种有用的策略，但不是那种净化学科，把每一套方法和重点放回到合适的箱子里，再放到架子上其他箱子旁边去的策略。哈贝马斯悲叹哲学和文学批评间界限的崩溃，他将此归咎于德里达，也就是说，哲学因此而丧失了“严肃性”和“生产性”：“一种进取心和另一种进取心的虚假同化剥夺了两者的实质。”[4]对他来说，就好像判定学园与世界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确保哲学家（虽然不是德里达）而不是其他人来给它下定义才能解决。这样，整个问题就降格为使哲学恢复本来模样的问题了。这也许确实有着使哲学系有目的地取得一致的功能（大多数哲学系至今不愿意雇佣德里达），但是，由此可以得到的狭隘的、体制内的收获几乎构不成一种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知识。不，如果这里需要有一种策略的话，我希望它更像三好正男最近在他就学术界对后殖民的偏爱做出的引人注目的批评中所表明的那种东西。他把这种偏爱看作出于“教育上的权宜之计”而对“强化了的殖民主义”的全球经济做出的一种“净化”反应。[5]三好的意思是，学术界经常从事反映世界的工作，同样也经常从事扭曲世界的工作。它通过乞灵于它自己内部建立的传统，而不是干脆通过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来这样做的。这就是之所以了解那些传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运作的等很有用处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学者（像尼采称呼我们的那样）谈论后现代时所怀有的信心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身处体制化的亚文化，它给我们提供非常熟悉的词汇来进行分析。詹姆逊认为，在所有关于后现代的定义中，发生着一种“首次的叙事行为”，它事先决定了我们涉及的是“历史原创性”还是“简单的延伸”[6]。他明白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两者都涉及到了，但是却选择认真看待后现代所主张的原创性。我自己专注于学术后现代，要求的重点正好相反，因为我对这个概念的一般社会文化功能（詹姆逊的兴趣所在）不感兴趣，更感兴趣于我们的首次叙事行为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叙事化传统内，学术传统内，特别是文学学术传统内的定位。这种传统可以误导我们得出各种各样关于起源的假设，其中有许多带有令人欣慰的学科内标志。例如，贾尼·瓦蒂莫声称，“分散的，往往无条理的后现代理论只有同尼采的永恒轮回难题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克服的难题相联系起来看才获得准确性和哲学可信性。”[7]这样的说法有几分复制，同样也有几分发现。在构成“后现代”大洋的历史混水中颠簸了一阵之后，我们精疲力竭而又宽慰地登上了抛锚在被普遍接受的学科中的熟悉的专有名词之船上。

    正如我已经做过的那样，乞灵于复制的幽灵，不仅使自称的学术活动家恐惧，使学术无为派相应地感到轻松，也魔术般地召唤出另一个专有名词，即彼埃尔·布尔迪厄的名字，现在这个名字已和其他人的一样熟悉，也许也同样可疑。社会学家早就很熟悉的布尔迪厄的著作一直在大量侵入到英语学术界，完全是要作为一种清醒剂来纠正我们同“六十年代”相联系的那些假说，那些假说把学术行为的典范看作对实际的政治变革有着根本的有效性。那些仍然相信改变教室就是改变世界，或者真理只须在要它被人相信，要它产生全球效应（像谚语中所说的蝴蝶翅膀的拍击那样）的时候才加以宣告的人士正是那些最需要布尔迪厄的著作提供的休克疗法的人。简言之，布尔迪厄的意思是说，教育机构的主要业务是复制和水平的坚定。这样，我们上课的内容就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没有我们所给的分数那么重要，没有我们设计的行为榜样那么重要，没有我们作为文化资本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继承者所保留的好处那么重要了。教育不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的延伸或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而是用来复制继承来的社会阶级特征的一种机构。伊万·威特金斯说，熟悉的“关于新事物的意识形态”也许不仅仅是无效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掩饰了我们职业特定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改变，尽管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内容层面上引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8]课堂里现在讨论圣母玛利亚而不是弥尔顿，但这还是同样的老课堂。这就是布尔迪厄和帕瑟隆称之为“学术理性之诡计”的东西，“教育机构藉此使教师易于利用这诡计来为它服务”。[9]

    按照这样的立场，学科主要的业务是传播各种形式的（各种有销路的）学问和文化。无论是语言教学，科学教学还是职业教学，它们的社会功能就是要把少数人同多数人分开，把对的同错的分开，把优同不及格分开。（当前关于分数贬值的某些恐慌也许原因就在于对这种功能的丧失已有所察觉。）约翰·纪勒利的《文化资本》尤其针对这种文学与文学语言的教育文化综合症做出有力分析，描述其历史，而且就我所知，也是布尔迪厄著作迄今为止（在社会学以外）的主要改写本，用以适应英语读者和英美传统。[10]纪勒利论证的重点在于英语教师的真正激进化及其推行的真正激进化（准则改革，对理论的关注，等等）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复制的征兆。变化不是由对一个从最大的伦理政治意义上构想出来的变化中的世界做出反应这一事实来推动的，而是出于在职业危机时期为文学学者的职业保留某种可以到手的位子的需要。约翰·麦戈万同样把后现代征兆归于“一种高度的焦虑，它担心知识分子对一个似乎越来越敌视在艺术和知识分子工作中提倡的价值观念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1]

    威布伦早就给了我们用以着手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困境的术语。他把高校看作反动的而不是前卫的机构，对世界上的变化缓慢地做出反应，而不是领风气之先。一个发达消费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功能是要展示各种专门知识，这可以“在习惯上被认作浪费时间的明证”，因此容易受到一种铺张消费文化内部的惠顾。人文科学正因为同工业社会的技术基础没有关系，所以最能胜任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它的实行者就充当了对一般大众进行仪式化恐吓的萨满教僧人，即使他们降低了整体的集体经济效益，也还是为他们神秘仪式的气氛受到尊敬。[12]这当然使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处于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一方面，按照威布伦的说法，我们的社会功能以我们的无用为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始终处于压力之下，要使自己有用，要按照同公共机构格格不入的生产性模式解释自己的行为。威布伦自己也没有遵循这个悖论，但它似乎同对我们目前形势即我们关于后现代争论的形势的理解有关。在我们的困境中，我们同时努力为两个离题的主子服务，他们本身就在我们大家居住的更大领域中互相冲突，并作为那个领域残留的和新兴的成分周期性地互相联系。这种紧张状况在撒切尔政府时期的英国非常明显。认为一个激进的托利党政府会继续为知识分子亚文化群的真正传统，为它显而易见地参与表现反动派（其长袍和毛皮大衣）而保护这种亚文化群的保守知识分子很惊讶地发现，政府的审查不限于针对左派，还被运用到所有知识分子身上，它是按照明确的生产性标准贯彻执行的。这本身就是托利党以激进面孔复出的征兆，托利党自己的“构成有机整体的”知识分子——用格拉姆奇的话说——是坚定的功利主义者，既同先在的传统知识分子学术亚文化群中常见的右派又同其中常见的左派不相一致。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