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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后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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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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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内部冲突，他们互相关于内容问题，因而也是关于一种以内容为基础的世界态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尽管他们继续拥有共同的工作场所，和世界的其余部分形成对照。当前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完全是在形成过程中，我个人甚至没有足够的知识或洞察力来彻底描述它们。如果我的意见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对这些形成方式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也许这就是作为告诫之词要求对它们同我正在描述的传统间的关系做出某种说明：我想，应该是一种差异的关系，虽然是不完全的差异。也许尽管尼采发表过非常后现代的宣言：“过多的历史有害于活人”[33]，在这里提议讲点历史还是有所裨益的。换句话说，我并不打算用这种为残余势力未被察觉的统治辩解的论点来作为开头，引出正在出现的某种别的东西的貌似有理。相反，要是有什么差别的话，我会希望通过召唤某些熟悉的，但是巧妙包装起来的复合幽灵，参与到那种新兴事物中。我认为，这些幽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我们也许正面对着学术经济衰退，古尔德纳的“新阶级”分化成互相竞争的部分的时候。（这是我认为纪勒利的《文化资本》所阐明的重要征兆之一。）尽管有这些压力，诉诸于个人（自传、忏悔教学、轶事、谈话）和审美（表面与假象，风格与立场）却仍然拥有广泛吸引力。我必须承认，我自己是在这些学术后现代征兆辉煌地体现在例如本书末尾讨论的比尧特的《拥有》一书中的时候对它们做出响应。后现代倒行逆施的短暂性在典型的建筑形式中如此显而易见（支撑在我们的废墟上的碎片？），给文学传统上的保存功能和有声功能添加了额外的能量。同死人说话的愿望，我认为是学术后现代主要的偏见之一，它可以要么被欢呼为人类的一种持久需要，要么被斥为对一个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无限怀旧。也许我们身上从头到尾都在起作用的深刻的历史感将断定不可能有明明白白的差别。至少，我们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当我们发明（学术）后现代的时候，文学和文学批评正以其传统的现代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等待着我们。
注 释：
1 玛格丽特·A·罗丝（Margaret A Rose）:《后现代和后工业：一种批评分析》(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A Crit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 玛格丽特·弗格森和詹妮弗·威克主编 （Margaret-Ferguson and Jennifer Wicke, eds.）:《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 p. 3。
3 弗里德利克·詹姆逊 (Fredrick Jameson):《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9。.
4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现代性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弗雷德里克·劳伦斯译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 MIT Press, 1990，p.210。
5 三好正男(Masao Miyoshi) :《一个无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衰朽》(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见《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19（1992~93）.
6 詹姆逊(Jameso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p.13。.
7 贾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文化中的虚无主义与解释学》(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J·史耐德译.（trans. JonR. Snyd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p. 1。
8 伊万·威特金斯(Evan Watkins):《工作时间：英语系和文化价值的传播》 （Work Time: English Department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s），1989.
9 彼埃尔·布尔迪厄和让-克罗德·帕瑟隆(Pierre Bourdieu and Jean-Claude Passeron):《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复制》(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理查德·耐斯译( trans. Richard Nic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pp.27-28。
.10 约翰·纪勒利(John Guillory):《文化资本：文学准则的构成问题》（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non Form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1 约翰·麦戈万(John McGowan):《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家》（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1，p.1。 亦见彼得·比尔格( Peter Burge)：《意义的消失：论对米歇尔·图尼耶尔、博托·施特劳斯、彼得·汉德克的后现代解读》(The Disappearance of Meaning: Essay at a Post-modern Reading of Michel Tournier, Botho Strauss, and Peter Handke)，载司各特·拉什与约拿旦·弗里德曼编（ed. Scott Lash and Jonathan Friedman）：《现代性与身份》（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2，pp. 94-111。比尔格也很想知道，后现代的表达是不是一种学术重点交替变化的征兆，而不是文学生产本身交替变化的征兆。
12 索尔斯坦·威布伦 (Thorstein Veblen)：《有闲阶级的理论：对社会公共机构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1899，p. 380，p. 396，p.366。
13 要知道关于平民主义的后现代角色的某些相关言论，见布鲁斯·罗宾斯(see Bruce Robbins):《世俗职业：知识分子，职业化，文化》（Secular Vocations: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ism,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3，p. 111， pp.122-123，p. 180，pp.203-208。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有着广泛的争论。最新的取样可以从布鲁斯·罗宾斯编（Bruce Robbins）:《知识分子：美学，政治，学者》（Intellectuals,&n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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