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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Vs“中国本位”——试论1930年代中国关于文化建设路向的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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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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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谓「激进主义」。他强调：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占有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74陈来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余英时对激进主义的评价，与余英时一样，陈来也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从「五四」到「文革」是具有继承性的。以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以传统与现代水火不容，要求彻底打倒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其出发点和根本观念来说，主要有三点：第一，强烈的政治指向；第二，以富强为判准的功利主义；第三，以科学民主排斥其他文化价值的信念。这三点几乎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完全认同的普遍观念。75王元化也不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对待西学的态度和吸收西学的方式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他说，那时以西学为座标（不是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文化，是和国外那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有着密切关系的（五四时期陈独秀即称西学为「人类公有之文明」）。76
张灏区分近代以来的世界革命为「大革命」与「小革命」。「大革命」即「社会革命」，它不仅要以暴力改变现成的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成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小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成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77「全盘西化」论属于「大革命」的范畴，它的目标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根本变化，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完全取代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国本位」论主张「不守旧，不盲从」，从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出发，对中国社会实行「创造性」改造，他们反对完全推翻传统，全盘学习西方，故应属「改革」范畴。张灏认为笼罩二十世纪中国大部分时间里的是「革命思想道路」。它是从一百年前的改革思想分化出来，在转型时代（1895-1920）逐渐演化为革命崇拜心态的。张灏认为中国特殊的近代形势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大革命」传统。张灏对「大革命」传统和「革命思想道路」并不认同，他是赞成「改革思想道路」的。基于对「革命思想道路」的反思，张灏提醒当前的改革者不要忘记历史，否则势必重蹈覆辙。
许纪霖不赞成用「激进与保守」分析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78，他说，与其用激进与保守这类语意含混，所指滑动的概念，不如借助卡尔·波普的两种社会改造工程分析模型更清晰一些。二十世纪中国的症结恰恰在于，那种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改造工程太强大了，主宰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政治实践，以致于自由主义的渐进改造工程完全失去了对它的制衡能力，使得中国的变革就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79「五四」时代的「全盘西化」论无疑属于激进的整体主义的乌托邦改造工程。激进颠峰过后，从二三十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峰回路转，主导价值取向开始趋于温和化。要求西化的知识份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在此思想与心理背景下，许多知识份子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试图在融和本土和外来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重建。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继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激烈声音转为微弱，相反，「不守旧，不盲从」，「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这类中国本位主张却得到了大部分讨论者的认同。80许纪霖不赞成全盘的天翻地覆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而主张零星的渐进的经验性社会改造工程，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给予了更多的理解。李泽厚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强调：「乌托邦」的整体社会工程设计一定会导致灾难，相反，根据经验出发来不断修改、不断探索的前景，反而比较可靠。81
盛邦和从「解体与重构」的分析方法出发，认为「解体」派与「重构」派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的双重变奏，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正是他们的协作，才奏出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和美音符。「解体」派以「西学」作武器去解构「中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猛烈轰击，以为新文化催生。「重构」派以「中学」为本位去吸纳「西学」，从事中国文化的艰难接续和现代性更新。「解体」派与「重构」派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上。从1927年到1949年，从总体上看，这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和批评声浪已经削弱，虽然还有因陈序经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而引发「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再次论战，但西学派已是强弩之末，「重构」与「接续」中国文化的观点已经普及于世。「建设派」已经从后台转向前台，由弱势渐趋强势。更新传统，对中国文化作体系式的诠释与重构的工作已经开始。82盛邦和对「中国本位」论再三致意，认为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凝聚和新文化建设厥功甚伟。所谓「中国本位」，即承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吸收西学，推进文化建设。中西方文化历来对立统一，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摆正「西学」与「中学」在文化新组合中的各自地位。中学派坚持中国本位，并在民族史论中将此观点作充分阐扬。盛邦和从民族史学的视野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说，本位运动虽发起于上世纪30 年代，然而类似这样的思想，早在上世纪初，就有章太炎等人以「国粹」名义首倡。由「国粹国光」论到「文化民族」论，而至于「中国本位」论，再加上民族史学特有的「人生心灵」论，可以纵览中国民族史观的前行道路。中国民族史家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人生心灵」论──「文化民族」论──「中国本位」论，这样四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四个理论依然可以用「中国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与「人生心灵」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中国本位」论一旦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终告成。83
从以上四种分析工具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论战的观察来看，「全盘西化」无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否定，而「中国本位」则被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当然他们都是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论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质疑「全盘西化」论，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路向是能动的，而并不是处处都只有付之于历史的必然性。
「全盘西化论」往往与「全盘否定中国民族文化」为一体两面。对中国文化抱着极其严峻的态度，不加分梳地认为它是阻挡中国繁荣富强和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要求中国传统文化承担中国衰弱落后的全部责任。关于「全盘西化论」，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看，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等为代表，「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礼教」、「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外还有更极端的如「废除汉字」、「改良人种」）等为当时主要主张。第二次是二十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大论战，以胡适、陈序经、梁实秋等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即「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是中国惟一的现代化选择，坚决反对所谓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第三次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台湾和80年代的大陆，台湾以「《自由中国》派」为代表，包括胡适、雷震、殷海光等，大陆以「《河殇》派」为代表，向往「蓝色文明」，否定「黄色文明」，主张走「民主自由之路」。
「中国本位论」则要求对中国文化要有「同情地理解」，反对「抹黑」和「切断」中国传统，主张「接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他们不反对「西学」，力主中西文化的「和合」「调适」。「五四」以前的「中体西用」论和「国粹国光」论，无疑是「中国本位论」的萌发和前驱，「五四」以来的「接续」论、「调适」论、「文化民族」（或「文化中国」）论、「创造性转化」论、「和合」论等一概是「中国本位论」的发展与提升。
「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论」处于中国文化「破坏主义」与「建设主义」的两端，对中国文化都有淘洗披拣的价值，一个「破旧立新」，一个「推陈出新」；一个「拿来」，一个「消化」；一个「解构」，一个「建构」84。两者的互动构成中国文化建设的独特风景。不过，诚如余英时所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制衡。这是由严酷的中国社会现状形成的。固然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最大遗憾，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同于欧美的独特性。
30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论战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是「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论争的形势却反复地出现，困扰着我们的思维和现代化建设。我们还处在「社会大转折」的时代，中华文明自身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究竟能不能够走出「激进」和「革命」的怪圈？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的一项严峻又严肃的课题。由于现在我们还有可以信赖的现状可守，诚如姜义华的「新理性主义」85所主张的：中国完全能够以一种吸收了现代文明各种积极成果的新理性主义，来解决好社会大转折中出现的诸多失序、失衡和失范的问题，实现使中华文明自身现代化的目标。86
注释
1 参考陈序经：〈从西化问题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信仰〉，《独立评论》（1935年），第149号。
2 参考穆超：〈再论「全盘西化」〉，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7月10日。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
3 参考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10期。
4 参考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向「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十位起草者进一言〉，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22-23日。
5 参考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天津《国闻周报》（1935年4月），第12卷第12期。
6 参考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天津《国闻周报》（1935年4月），第12卷第23期。
7 参考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9期。
8 参考胡适：〈文化的冲突〉，《中国基督教年鉴》1929年英文版。
9 参考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月15日。
10 参考胡适：〈文化的冲突〉，《中国基督教年鉴》1929年英文版。
11 吴景超认为胡适「对于东西文化的保存和采用，采取一种折衷的态度」。可参考吴景超：〈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独立评论》（1935年），第139号。
12 胡适自述吴景超和陈序经把他列入「文化折衷派」，参考适之：〈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
13 适之：〈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号。
14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15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16 胡适：〈答陈序经先生〉，《独立评论》（1935年），第160号。
17 胡适是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由此可知胡适并非一个纯然的传统文化「破坏主义者」，「再造中华民族的新文明」是胡适从事「新思潮运动」的真正趣意所在。当然胡适是主张「不破不立」的，「破坏」是其中的必然阶段和必要手段。参考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4号。
18 参考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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