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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Vs“中国本位”——试论1930年代中国关于文化建设路向的论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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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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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这是几乎近代以来国人的共识。但是，全盘吸收乎？局部吸收乎？吸取根本乎？吸取枝叶乎？曾经过学者们无数次的争论，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个定论。熊梦飞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第一是「全盘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二是「局部的吸取西洋文化之枝叶装饰」；第三是「运用西洋文化根本精神，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剔除中国固有之毒性文化」；第四是「中西文化动向一致的条件下，保留中国民族特征，加以中国民族创化，成为一种新文化」。关于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精神，熊梦飞的解释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和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庭组织」。熊梦飞把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四大原则称之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恰恰相反。熊梦飞批评「本位派」把欧美文化看作「干儿子」或「入赘婿」，而视中国文化为「亲生骨肉」。他的结论是：中西文化过去并无截然鸿沟，将来趋于浑然一体；中西旧无所谓「本位文化」，将来亦设难建新的「本位文化」；中国将在遵循四大原则下实现现代化。61
胡适本来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早在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冲突〉一文里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1935年3月31日在《独立评论》发表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又一次重申了他的「全盘西化」主张。但在与「本位派」的论战过程里，胡适觉察出了提倡「全盘西化」的诸多弊端和不周延之处。因此他表示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避免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适提出修正的理由有三：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第二，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第三，数量上严格的「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文化惰性。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62
总的来说，「西化派」「异变」的趋势是：第一，由「全盘西化」趋向于「根本西化」、「大部分西化」、「从根上西化」、「从基础上西化」、「充分西化」、「尽量西化」、「更深刻更广泛地西化」、「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地现代化」等观点，并主张以「现代化」取代容易引发争议的「全盘西化」；第二，「西化派」逐渐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对民族文化的社会整合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对本国固有的民族文化的优缺点也能够进行一定的分梳，因而主张在国家「西化」的过程中还要尽量保持民族文化认同，越来越不主张牺牲民族的自尊和自信，而坚决认同要保存和弘扬「固有的优美文化」；第三，「西化派」在与「本位派」论战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西洋文化的理解，开始对西洋文化进行仔细的分梳，由被「本位派」指责的「皮毛西化」、「笼统西化」63趋向于「实质西化」、「根本西化」和「全盘吸收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第四，在文化选择的理论支援方面，「西化派」的大多数逐渐放弃了支撑「全盘西化」的「文化单位不可分割论」（又称「单位定命论」）和「自然折衷论」，而趋向「理性选择论」，「理性选择论」更多地得到「西化派」和「本位派」的共同认同，「批判性西化」、「选择性西化」、「主动性西化」取代了「接受性西化」、「机械性西化」、「被动性西化」。
（二）「本位派」的异变
同样，「本位派」在与「西化派」论战的过程中，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论点，尤其是补充和完善了基本主张，论战的过程促使「本位派」不断地分化和异变。
发表「宣言」的十教授，在面对「西化派」、「本位修正派」和其他人的批评时，最后不得不对自身的主张作进一步的阐明和扩充，因而有所谓「总答复」的出台。在「总答复」里，「本位派」的观点与「西化派」尽管仍然有分歧，但只是反对「全盘西化」而并不反对「西化」，相反，对守旧表示坚决的决裂和反对。「本位派」在事实上与「西化派」进一步靠拢。「本位派」不主张复古，认为：「复古的企图不但是抱残守阙，简直是自觅死路！我们倘认现代的中国人不容再营封建的生活，那就不应当持保守的态度来阻止文化的演进，还必须扶着时代的大轮，努力踏上日新又新的前程。」「本位派」也不主张全盘西化，表示：「外来文化果足为我们营养的资料，自当尽量吸收，但必须根据此时此地的需要，加以一番审慎的选择，倘不顾时地的条件，贸然主张全盘西化，岂但反客为主，直是自甘毁灭！况且，西方现存文化的自身，也何尝是个统一的整体？所谓承受全盘，究竟承受甚么东西？」 在「复古」与「西化」方面，「本位派」的结论是：「我们深知文化不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固会发生时代的错误，文化（不）适应地域的条件，也会发生地域的龃龉。现代的中国人既不容迷恋过去的残骸，也不容崇拜异地的偶像。」64
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方面，主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得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的刘絜敖提出了一个「不独化；不同化」的原则。「不独化」，这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可闭关自守的企求复古」；「不同化」，这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这个「不独化；不同化」的原则与十教授主张的「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不主张全盘西化」65的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刘絜敖「誓死地反对」复古，也「惊奇地看待」全盘欧化。他表示：不顾世界实情，一味主张复古的人，不消说我们是誓死地反对；就是完全忘了自己，而主张全盘接受欧化的人，我们亦不能不表示惊奇！我们并不是欧美文化体下的附庸！我们自有我们自己独立发展文化的使命！我们本来是有定型文化的民族，并非其他无文化民族之可以全盘接受外化者可比！我们吸收欧美文化，只为补我们固有文化之不足，所以我们虽可大量吸收欧美文化，但吸收过来，我们即须使其立刻中国化！我们不愿生吞！我们不愿活剥！我们不愿在我们的腹内，有一个可以顽梗致命的怪东西！我们更不愿我们吃了这个怪东西后，我们就根本化体为白皮色的欧美人！我们始终是中国人，我们是有我们独立自尊的人格！66
大体而言，「本位派」「异变」的趋势是：第一，由「中国文化本位」趋向于「中国本位」（「中国民族本位」或「中国国家本位」），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一切文化建设都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切实关注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与「国粹派」、「中体西用派」拉开了距离，划清了界线，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或者说文化原教旨主义，认识到复古的企图不但是抱残守缺，简直是自觅死路。「我们的文化建设方针之一，应是不守旧，对于任何复古的企图，都采取排斥的态度」67；第三，由空洞抽象的口号和宣言趋向于务实和应时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主张；第四，由注重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趋向于全面的现代化建设。第五，加深了对西洋文化的认识，主张中国急需「采纳西洋的优美文化」，从而与「西化派」的主张渐趋一致，对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完全认同。第六，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更深刻更广泛地进行「新启蒙运动」或「新文化运动」，总的趋势是由偏于保守走向更加开放，由注重民族情感调整为更加关注民族复兴。
（三）「共识」的养成
「本位派」、「西化派」双方在论战的过程中，既不断批评对方的主张，更加清晰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又吸收对方观点的合理之处，调整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样，双方的观点越来越明朗化，渐渐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共识。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自觉意识到形成「共识」的必要性。陈序经就认为「本位」与「西化」的论战在于求得「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或「相当的共同信仰」。68
「本位派」和「西化派」的共识主要表现在：第一，都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未来发展。第二，由空洞的、抽象的、大而无当的概念争论进入务实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化方案的论证。第三，能够认识到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各有其优美之处和不足之处，不再全盘地、轻易地、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加以否定。第四，都主张继续「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对西洋的优美文化要尽快引进和完整了解，对西洋文化的根本精神要全盘掌握和尽量吸收，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要接续，对民族文化精神要认同。第五，对现代化的基本指标和主要领域有了共同的认同，都把「科学化」、「工业化」、「民主化」视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指标。不过，陈来认为以「民主」与「科学」为判断现代化和文化价值的基本座标，一方面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份子对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的误解。69
五 几点思考
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文化该如何建设？这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各界，尤其的知识界的一大课题。围绕对这个社会文化大课题的解答，中国社会各界展开了长期的论争。由于中国近代严峻的民族危机，文化与政治不期然地纠缠在一起，「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激进与保守」、「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两分性的分析方法左右了中国知识界的思维，并且「现代」、「西方」、「激进」、「进步」、「革命」以及「传统」、「中国」、「保守」、「落后」、「反动」等概念往往被视为基本可以等同或互换的概念。观照30年代的「西化」与「本位」的大论战可窥其一斑。
论战虽然尘封在历史的深处，但其深刻的历史启迪却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莫大的价值。如何认识30年代的这场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建设史、中国现代化史乃至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和解答。
对「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论战的观察，目前主要的分析工具有余英时的「激进与保守」分析法，张灏的「大革命与小革命」分析法、许纪霖的「乌托邦社会工程与零星社会工程」分析法和盛邦和的「解体与重构」分析法等。其中余英时的「激进与保守」分析法在90年代初激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同情、反思和论战。
根据余英时的「激进与保守」70分析法，「五四」以前的中国思想界是保守主义占据主流，而此后则是激进主义的世界。在激进主义左右中国社会思潮以来，「以主流思想界而论，他们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甚么是现代化？这要到1950年以后在西方才有较严肃的讨论。不过「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基本上承认世界文化只有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最先进的表现就是西方。」71余英时强调，中国近现代「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以中国文化代表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因此一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现状的态度（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72「全盘西化」论当属极端的激进主义，此外的「西化论」都是「大部分西化论」或「根本上西化论」，而它们也可划入激进主义的行列。「中国本位」论是温和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近代的「中体西用论」、「国粹国光论」、「新儒家」一概是保守主义，但都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而是开放的保守主义。在余英时的「激进与保守」的座标上，30年代的「西化」与「本位」的论战里，余英时对「西化」派的评价是不高的。当然余英时并没有主观地贬低「西化」派，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也正因为如此，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座标，因此双方就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对话。73姜义华不赞成余英时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个概念来涵盖太多的东西，更不同意余英时尽量美化所谓「保守主义」而尽量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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