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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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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3 16:42: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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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出现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对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典型性、本质特征和细节真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在谈到小说这种体裁时讲得更多，但显然没有一个理论家把现实主义这种文艺创作方法做过文体上的限制。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一种创作倾向适用于所有文艺形式。现实主义的流行正是在西方浪漫主义由盛而衰的时候，这种创作方法作为一种反浪漫主义的思潮倾向出现，正是为了弥补文学创作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距离。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痕迹越来越浓厚，开始有些脱离文学本体的学术规范，到20世纪30年代，当卢卡奇提出“大现实主义”概念的时候，现实主义逐渐泛化，在苏联和以后的中国甚至出现政治化和唯一化的倾向。
(二)
中国现代诗学中最早接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般认为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首次运用西方的概念，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个派别。他从人性分析出发，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者，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游于他境界，而变化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4〕这就是所谓“理想派”小说所产生的原因。另外，“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焉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模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5〕这就是所谓“写实派”小说给人的感觉。梁启超在这里一是谈的小说，二是从感受和体验的角度谈对这两派小说的一般看法，还远远没有到达作为创作方法的文学理论的高度。
我认为对文学创作方法和类型有高度自觉、同时于诗歌类型有明确意识的当首推王国维。1906年《文学小言》是王国维对文学本体有深刻体认的结晶，在这篇文章中他就对文学的本性及其描写的类型和性质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他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6〕这几乎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古典”与“浪漫”、“客观”与“主观”的文学类型的划分了。同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他不仅提到席勒对诗歌的看法，而且还针对席勒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指席勒——笔者]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7〕这简直可以说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派”的先声。同文中，他从诗歌的根本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区别，从这种区别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国维对诗歌类型的理解。他说，“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8〕这种从创作精神倾向的角度来区别不同类型和区域的诗歌创作，已经具有现代创作方法的某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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