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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迁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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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13 16:42: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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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精神等同于现实，甚至将理论、口号、方针和政策等具体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于诗歌。郭沫若甚至公开说要做“标语人”、“口号人”。〔23〕左联成立以后，瞿秋白、周扬等人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周扬对苏联批判“拉普”的左倾错误和重新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介绍，同时他还给浪漫主义留了一席之地。〔24〕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发展。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战斗性和批判性成了那个时代许多诗论家的共识。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就充分肯定了诗歌的现实斗争作用。他称赞殷夫的诗集《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25〕。茅盾在1937年1月1日《文学》杂志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论初期白话诗》一文，着意向文学青年推荐五四新诗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以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在诗学理论上明确主张诗歌应该走“现实主义的路”，蒲风“认定诗歌是社会的反映，并且是社会的推进物，应有时代意义的”〔26〕。“现今唯一的道路是‘写实’，把大时代及他的动向活生生地反映出来”〔27〕。同时或稍后，臧克家和艾青等更是将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臧克家在诗集《烙印》的《再版后志》中说，“老早心中为写诗定了个方针。第一要尽力揭破现实社会黑暗的一方面，再就是写人生永久性的真理……”〔28〕这可以说是最接近对现实主义本意理解的一种意见。这种态势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到6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几乎成了中国诗坛唯一合法的诗歌理论了。 在3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译介主要集中在日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专门从诗歌角度译介外国现实主义理论的，恐怕要数1933年程鼎声译述的日本现代诗歌理论家萩原朔的《诗的原理》。这本书采取纯粹学术的角度专辟一章“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理论上深入的剖析。它并不同于西方正统的文学分类，将古典主义(客观)和浪漫主义(主观)对举，而是直接将现实主义(客观)和浪漫主义(主观)对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成是所有文学中都存在的最为基本的类型。从此书可知，日本文坛在引进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时候，对现实主义也经过“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等称谓。萩原朔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有四条，即“毋溺于感情!/务须排却主观!/当根据现实!/要描写实在的自然!”〔29〕这种创作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与浪漫主义不同呢?作者认为是“起于两者对于人生的哲学——人生观——在根本上有所差别”。“客观派的文学——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在这派人看来，人生便是一个实在，正是如其所有，如实所见的。其生活的目的，不外在这现实的世界里，看自然人生的实相，观照真实，把握着存在的本质。故它们的态度，实实在在是对‘现实的世界’，做忠实的观照。这种生活态度是知的，是认识至上主义，一切都要‘真实的观照’。这就是‘为观照而艺术’”〔30〕。这种很平实的研究，在我国诗学界自己的著述中是较少见到的。但程鼎声的译述说明，我国新诗学界至少有人关注创作方法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保持一种距离的诗学研究路数是存在的。
(三)
从现实主义诗学形态在中国的萌芽、初步引进，一直到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现实主义的观念经历着两个路数的迁移历程。一是对“现实主义”抱着文学本体的态度，强调新诗的“写实”的性质，要求诗歌贴近大众，贴近平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种路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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