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了。其“当日之社会中”与“当日之社会外”，不正是文学创作“写实”和“理想”的焦点所在吗?而“改作旧社会”也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根本目的，“创造新社会”也正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构想和现实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初期新诗的诗论家们大多倾向于诗歌的写实主义。譬如刘半农，他对新诗最强调一个“真”字。在《<分类白话诗选>序》中他说，“《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老白(指白居易——笔者)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9〕对新诗反映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是充分肯定的。俞平伯则明确提倡新诗要“注重实地的描写”〔10〕。在五四的诗论家中，胡适对新诗写实的强调对引导新诗的现实主义发展方向起到了很大作用。1915年8月，当胡适“读了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就认识文学大体上存在着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笔者)两派，并揭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11〕。这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把握得相当准确了。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12〕。在作为新诗“金科玉律”(朱自清语)的《论新诗》一文中，胡适把诗体大解放看成是“精密的观察”〔13〕、“写实的描画”〔14〕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五四初期白话诗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都倾向于“写实主义”，这一点得到了茅盾的充分肯定。他说，“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精神，在初期白话诗中，题材上是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大量抒写，方法上是所谓‘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15〕“初期白话诗中有好多‘历史文件’性质的作品。”〔16〕五四初期富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中国现代诗学在流派上比较集中的体现除了白话诗派的诗论家而外，文学研究会的诗论家也很典型。“文学研究会诗论家沈雁冰、朱自清、刘延陵、周作人、郑振铎、俞平伯等五四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张扬了文学必须为人生，诗歌应当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诗学观。”〔17〕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八诗人出版的诗集《雪朝》的序言中说，“我们要求‘真率’，有什么话便说什么话，不隐匿，也不虚冒。我们要求‘质朴’，只是把我们心理所感到的坦白无饰地表现出来，雕斫与粉饰不过是‘虚伪’的遁逃所，与‘真率’的残害者。”〔18〕潘颂德先生说，“这篇短序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现实主义诗学观的宣言书。”〔19〕
五四以后，随着革命文学的迅速发展、左联的成立和诗歌大众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迅速传播和深入的讨论。五四落潮时期，早期革命文学的鼓动者针对新诗坛的一味的感伤、浮夸和浪漫就提出了诗歌应该密切联系现实的问题。恽代英认为新诗应当“‘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20〕。邓中夏向新诗人提出了三条意见，其中两条就是“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以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新诗人须从事革命实际活动”。〔21〕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诗运动更是蓬勃发展，普罗诗歌社团纷纷成立，对有的社团郭沫若还亲自予以指导，鼓励他们“‘多采取劳苦大众的呻吟、呐喊、信号’”〔22〕。普罗诗歌理论也有另一种倾向，就是把诗歌的现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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