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译介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也取学理的态度(如茅盾早期的介绍，程鼎声的介绍)，力图弄清现实主义的根本性质。他们追求文学的“本质”，也就是臧克家所说的“永久性的真理”。他们反对过多的感伤和无聊的浪漫，追求感情的朴实和真诚。这个路子可以描绘成这样一条线索，即王国维——胡适——文学研究会诸人——蒲风(半个)——臧克家——艾青。蒲风的半个是指他还具有较为浓厚的浪漫气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另一个路数是对“现实主义”一般是抱着意识形态的态度，也强调新诗的“写实”性质，坚持诗歌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特别是对时代、对社会政治斗争的反映，主张将政治理念甚至是方针政策直接写进诗歌作品中，坚持现实主义的阶级性质。译介外国现实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日本、苏联的现实主义思想。他们也反对过多的感伤和虚假的浪漫，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力度。这个路子可以描绘成这样一条线索，即梁启超——陈独秀——早期普罗诗派——创造社转向作家(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等)——瞿秋白、周扬等。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线索，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就这两条线索而言，后一条线索在理论上的势力要强大得多，特别是到了1940年代，这条线逐渐成为主线，再往后发展就几乎成了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创作方法。由于意识形态浓厚的现实主义一路的迅速发展，从学理上研究现实主义诗学理论问题的比较平实的一路几乎被人遗忘，事实上在其中一路发展的高峰期，另一路则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从现实主义诗学形态的全貌上来看，我认为它的总体走向先是从一些具体的方法、一些基本的创作要求提出“写实”的问题，后来随着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迅速传播，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开始为人所认识，文学史意义和分类学上的意义得以突出。此时，现实主义也开始离开自身作为文学的本体意义，逐渐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为什么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的人性批判性质，到了中国就开始变成了阶级和政治的批判性质呢?这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苏联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主义”我们是作为社会斗争的工具来使用的。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文学上的创作方法那样一种情况不是本来的和应当如此的。正因为“现实主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所以在今天还有人提出，“无论如何，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对于诗歌来说是相当迷惑，相当困惑的”〔31〕。
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形态在它的发生期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雏形，虽说离它的成熟(我个人认为要到胡风才成熟)还有一定距离，但它已显示出自身的许多特点。第一，中国现代诗学的现实主义思想不是在反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现实主义往往还有些“浪漫”的性质。“浪漫”和“现实”有时还分不大清楚。譬如胡适的《人力车夫》，看起来够现实的，但仔细品味一下，那居高临下几乎带着施舍的状态倒毋宁说有些浪漫；蒋光慈、蒲风的诗歌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但他们诗歌中激情的高扬甚至是泛滥往往又是浪漫主义作品中才能见到的。所以，王富仁说臧克家，“他创造的‘老马’意象，像闻一多的‘死水’意象一样，其象征的意义、现实的意义、抒情的意义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的，其荒诞性与真实性是没有任何明确界线的。”〔32〕第二，中国现代诗学的现实主义具有反中国古典主义的思想，所以，它最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虚假而追求真实。但这种对“真实”的追求又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追求，它往往更注重诗人表达感情的真诚，对自己内心情感的忠实，不太注意是否表达了客观对象的真实性。第三，中国现实主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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