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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形合,名词和名词化词汇使用频率高以及多用复合句和被动句;而汉语文字呈块型,重意合,动词使用频率高,多用简单句和主动句。然后才能考虑如何进行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为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就由语言的语言符号层面转到社会符号(语言符号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内涵及文化)层面。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解读各有差异,译者的表达更是各有千秋。原作在经过译者的大脑加工后,会输出含有原作、译者和译入语语境文化等多重因子的译作。文化因素主要涉及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审美方式、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以跨文化交际为主的文学翻译必然要涉及以上内容。译者的经历、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情感因素以及视角不同,对原作就会产生有差别的理解。然后在翻译过程中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会体现出译者的审美要求和个性倾向。
在表达方面,一方面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有关系,另一方面与其对译入语的掌握也有关系。孙艺风提出:“跨文化交际的难度不可低估,需要‘入’另一个文化语境,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行在宏观视野下的文化分析与总体把握,对采取的文化视角及操作的文化距离之间的居间调停应保持始终如一的关注,以顺应或消解外来文化的抑制部分,从而达到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平衡。”[11]71译者对异域文化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接受外来文化,同时又尽可能消除本土文化的影响。译者会基于对原作的理解,采用自己擅长的语言形式和语体形式进行翻译。如对莎士比亚的诗体戏剧的翻译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译本中有散文体,有诗体,也有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在语言的表达形式上更是多种多样。这从《哈姆雷特》中“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一句的翻译可窥一斑。从卞之琳译的“活下去还是不活”;朱生豪译的“生存还是毁灭”;梁实秋译的“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方平译的“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孙大雨译的“是存在还是消亡”;黄北杰译的“应活吗?应死吗?——问题还是……”等等都可以看出不管是理解还是表达方式都是有差别的。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原文得以在译文中获得重生的前提[13]5。 翻译者一旦将原作品(SLT)译出来(TLT),就使一个新的客体系统诞生于世,这个新生儿又成了一个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体系统(“后在客体系统”)[14]494。那么译者与这个新生儿——译作是何种关系呢?
五、译者与译作
译作可被称为带有译者创造性的作品。在解构主义看来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原作因译作的存在而获得后生或来世(afterlife)。从某种程度上说译作的产生就代表了原作的消亡。这似乎给予译者对原作的生杀大权,难免给人有些夸张的感觉。但它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等,而是在译者理解和表达的瞬间,既承继了原作又增添了新的因子(译入语文化和译者的个人倾向)。正如蔡新乐提出:“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译者的艺术指向:以文本的结构的语言再呈现或再创造为宗旨”[15]58。这就体现了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与原作的创造性相比,翻译的创造性性质还是有所不同,它属于二度创造,即再创造。”[9]134在文学翻译中,又数诗歌翻译层次最高。
在本雅明看来作品的层次越高,就越是可译的。许渊冲也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词是中国语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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