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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传统文化的危机看鲁迅文化批判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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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8 12:03: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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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从历史上直到今天，涌现过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的像孙中山先生那样拯民于水火，有的像包青天那样刚正不阿，有的像文天祥那样碧血丹心，有的像岳武穆那样气壮山河，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榜样和骄傲。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胜数的独夫民贼和贪官污吏，这些则是中华文化中的渣滓。中国“正史”有二十四部之多，其中多有昏君误国的警训，这是传统文化一大缺陷，即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核查手段。要想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多出“忠臣明君”，根本出路在于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再从文化方面来看，中华文化的确是一种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辉煌文化，但也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中华文化中缺乏分析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多理论的提出不是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基于臆断，理论提出后又不加以检验，或者根据结果而逆推原因，如阴阳五行风水学说；对很多事物和现象的理解和诠释只限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指南针；对思想和理论的理解不是基于科学分析，而完全在于不同人出于不同目的的解释。其次，中华文化中缺少现实主义，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睁了眼看”，而习惯于“瞒和骗”，这恰好成了阿Q精神胜利法滋生蔓延的温床。中国文化中不敢承认悲剧的存在，任何悲惨的事情总能够找到自欺欺人的满意解释。久之使人们相信，无论多悲惨的事都是有前世因果和后世报应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正是如此，中国的历史才会一次次地陷入循环的怪圈。
最后，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官本位文化，它把人分为泾渭分明的许多等级(简单来说可分官和民两个等级)，不仅明确规定了等级之间的差别，而且从思想体系上予以理论化，神圣化；——“‘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日不安分!…”；以及“…不是睢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这种把人划分为高低贵贱以及官高民低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之一，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其他很多弊端与缺陷都与此有直接联系。
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活脱脱成了一个土皇帝，由此必然导致官员的贪横暴虐和百姓的民不聊生，这一点是历史上很多次民变和改朝换代的直接原因。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二个直接后果是禁锢思想，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轻视甚至排斥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又是造成中国失去领先地位，进而愚昧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官员们为了维护其优越和特权，一方面实施残酷的压制政策，另一方面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百姓和读书人若敢于怀疑和质疑则称之为“异端邪说”，实行严酷的文字狱。他们实行愚民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就是科举制度；只考八股文，出题也仅限于经过“圣人”点评的四书五经；同时，将国民的思想禁锢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严重地淤塞了民智。对于其他一切的科学技术，他们抱着所谓“君子不为”的态度，轻视、阻碍甚至排斥其发展。官高民低思想的第三个直接后果是对国民心理的摧残和扭曲，结果形成一种以阿Q精神为代表的畸型国民心态。阿Q身上集中了三种国民性：其一为奴性，它表现为：在主人面前好像奴才的奴才，而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就好像主人的主人，在与自己平等的人面前，他总觉得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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