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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黑客”看伦理世界观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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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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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心发现，认为自我仍是有良知的。不难发现，在如此环境下教人求善的“次道德”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善。
于是，黑客道德与次道德之间的区分，在我们这里就变得更为复杂。这里，我们还要区分“道德黑客”的道德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黑客”的黑客道德的。在雷蒙德(Eric.S.Raymond)的《新黑客词典》中，就对黑客群体中“一个恶意的爱管闲事的家伙，他试图在网络上逡巡溜达的同时发现一些敏感的信息”的一类黑客，试图将他们清除出去，而命名为“Cracker”(骇客)。这些人是“破坏者”，而非“正派之人’(Decent Person)。因而，传 统意义上的黑客道德也可以界定为是“骇客道德(Cracker Ethic)”，以区别对应于人们传统观念上对待“黑客”的价值评判与定位。
这样，在上面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就很容易回答“黑客道德”与“次道德”之间的关系了。如果认定黑客道德就是“次道德”，它最多是将“骇客伦理”完全等同于“黑客道德”，这无论是在概念的严谨性还是在指称对象上都是“以偏概全”。道德黑客所要遵守的“黑客道德”显然不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行为规范和价值认同，“道德黑客”逐渐摆脱了一种“亚群体”环境，成为一种“职业伦理”“工作伦理(Work Ethic)”，黑客道德也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伦理精神。但是，“道德黑客”的兴起，警示我们面对一个有恶的世界，随大流的恶行并不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而且，在此环境中的教人求善的“次道德”沦为“伪善”。
于是，传统伦理学理论所构想的一个“无恶”的道德理想世界遭到颠覆，而传统伦理学教人“求善”的教化方[注: 化方，1967年7月29日生于辽宁锦州，现居北京，专业从事歌词创作。现任北京快乐传媒文化中心艺术总监，是近年流行乐坛炙手可热的金牌词人，被冠以新派、新锐、新晋等名头。]式也受到挑战，因而，一种“伦理世界”观念层面的转变就尤为严峻和紧迫。
二、从“无恶”的世界到“有恶”的世界
在面对世界“伦理性”的现代转变时，我们显得无所适从，并没有随之改变而转变，这多少是与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心理分不开的。直到现在，这一转变之痛还时时刺痛我们，让我们沉默深思。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就愤怒地指出了这一现象，不敢于向“恶行”说“不”，甚至自己作为“受恶(害)者”也不敢生气，站出来指责“作恶者”。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恶”，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也表现在深层的伦理学理论中；传统的道德教化总有一个无恶世界的终结归宿，人们在内心里“不愿”也“不敢”想象一个有恶世界的终生伴随，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还没人宣布“上帝死了”。而在西方，马克斯·韦伯首先发现了这一问题，并认为“新教伦理”成功实现了在传统文化习俗基础上的这一转变，“新教伦理”成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文化范型。那么，一种新型的伦理观就是必须的，这就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以区别于Gesinnungsethik“信念伦理”)，责任伦理既要顾及伦理行动的信念性，同时也“必须顾及自己行动的可能后果”。这其中，韦伯就向我们表明了，在现代不可能置身于外的生活世界中，社会“个体”就必须成为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主体”，去“承担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后果”。
因而，现代“伦理世界观”的转变首先是作为道德人格独立的世界基础的转变，道德行为、道德观念的基础不再是一种无恶的世界，相反，世界是“有恶”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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