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都做好的。]，而日常生活又反作用于它们。”然而，在英国文化研究思想家看来，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的现实，仅仅以精英式的观照或带有优越感的嘲笑，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和全面地认识问题。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结论，而是要补充其不足，从而为观察大众文化提供一种更全面的新视野。用英国文化研究另一位思想家斯道雷的话说，“虽然我们从来不应当无视生产的资本结构、权威结构以及创作结构的操纵权力，可我们必须坚持文化消费的积极的复杂性和受情境制约的能动性。”“拒绝消费的被动性并非是拒绝消费有时也是被动的事实。而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所产生的商品进行消费的消费者是文化受愚弄之人这一点加以拒绝，并非是拒绝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旨在操控的事实。”
　　正因如此，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人中国特殊的地方性语境中。
　　比如，如果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用文化研究理论来思考“超级女声”现象，就可能不仅看到其中的消极面，如文化工业、商品经济等的控制和操纵，而且也可能从中发现积极的一面，尤其是大众的主动性、文化辨识力和创造力。诚然，“超级女声”现象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的，套用文化研究思想家费斯克的话说，在金融经济中，“超女现象”流通的是财富，为文化产业生产利润服务。但是也可以把“超女现象”视为文化产业提供的原材料，大众正是在使用这种原材料的过程中创造了她们／他们自己的意义、快感和身份认同。比如，进入选秀阶段，在超级女声迷板砖的威胁下，评委对选手的评判语言有所顾忌而变得温和，制作者不仅修改了节目规则，而且也在节目中添加了人文关怀的内容。这就表明，霸权并不是以一种统治的形式而被动地存在的。它是被不断地更新、重新改造、维护和修正的，同时也被不断地抵抗、限制、改变和挑战的。控制和反控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总是形影相随、相伴而生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超女现象”也是一种折中平衡，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以抵制和合为标志，既是结构，也是能动性。此外，形形色色的人不仅因超级女声而跨越了阶层[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性别、区域等社会范畴，并形成了新的大众层理或新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而且也创造了自我辨认的标记称号(如玉米、盒饭、笔粉、凉粉等)。他／她们从超级女声文本“库存”中选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创造并流通自身的意义和快感，而并不在乎文本中的倾向性意义。如果以这种方式思考，就会把聚焦点从仅仅定位于资本如何利用“超女现象”操纵、整合大众，转向关注“超女”文本的诸多社会意义，关注它们如何被消费者挪用以及它们如何在实践中被大众所使用，关注消费者如何进[注: 何进（生卒? — 189），字遂高，终属东汉，籍贯：[荆州]南阳宛 [今河南 南阳]，官至：大将军，兄弟姐妹：何苗。-hejin]行解读。否则，研究者就只可能发现那些“玉米”、“盒饭”、“笔粉”、“凉粉”们仅仅是任由文化产业集团任意摆布和愚弄的“文化笨蛋”，而无法发现她们／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文化辨识力和创造力。
　　当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正如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会遭遇中国特殊的语境问题一样，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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