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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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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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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快感和身份认同。
在大众文化研究上，英国文化研究具有弥补法兰克福学派局限的作用。诚然，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80年代初期，英国文化研究仍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经典立场，两者的结论也颇为相似。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文化研究，在“抵抗”和“收编”两者中，更强调抵抗；也讨论“收编”，但更多的是质疑宰制性力量“收编”策略的成效，并把“抵抗”视为一个与“收编”形影相随、持续不断的过程。如凯尔纳所说，“语境化的文化研究是从现存的当代文化和社会现实斗争的角度来解读文化文本，把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现存的社会一政治的论争和冲突之中，而不是仅仅涉及那些被假定是铁板一块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或某种被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操纵或统治本身的大众文化模式。”英国文化研究，通常坚持在生产过程和文化消费行为中的辩证法。一个消费者被安置[注: 安插-语出:元 张养浩 《朱履曲》：“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喫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ancha]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通常会面对一种作为决定性生产条件之结果的物质存在的商品。但以同样的方式，一种商品是由一个被安置在一种特殊社会语境中消费者所面对的，他把它挪用为文化，并在使用中生产出商品可能承载的整个可能意义。英国文化研究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不如说是这些商品在消费行为中被挪用和理解的方式，这种挪用和理解经常是以它们的生产者并未打算或甚至是没有意料到的方式进行的。“统治阶级建构大众文化领域，企图赢得霸权，同时又以反对这一企图的形式出现。因此，它不仅仅是包含了自上而下，同统治阶级步调一致的群众文化，而更像是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其间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以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特定方式，‘混合’在不同的队伍里了。”这个差异把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两个传统严格区分开来了。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较，在大众文化理论上，英国文化研究有诸多创新之处。比如，颠覆了把大众视为无辨识力的、被操纵的、被麻醉的“文化笨蛋”的精英主义，突出地强调了大众的主动性以及文化辨识力、生产力和创造力；颠覆了视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为被奴役者的消遣、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用以散心、娱乐的观点，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特别是其在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流通中的作用；纠正了以往抬高“先锋文本”并极力贬低“大众文本”的做法，分析了大众文本的“生产者式特征”，并给予了其积极的评价；与法兰克福学派等仅仅注重道德与审美的文本分析框架及推崇的那种批判的、审美的辨识力不同，提出了大众的文本辨识标准，即相关性标准；与法兰克福学派等仅仅把文本作为理性化、逻辑化结构来思考形成对照，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快感功能；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等视大众文化在政治上是消极的、仅仅发挥了社会安全阀作用的观点，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潜能。
正因如此，英国文化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不足，从而与后者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
英国文化研究思想家费斯克曾经说过，如果把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结构学和符号学等“与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研究 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将十分清楚地发现，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决定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 语出:孙中山 《民权主义》第五讲：“自己一方面要做驾驶的汽车夫，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机器匠，那是很麻烦的，是很难得方方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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