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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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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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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疏远“左”意识形态的作用，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张，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左”文化地盘的缩小。尤其是在刚刚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大众文化的流行还蕴含着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艺术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的反叛以及寻找温情的需要。如潘洗尘所述，“对于唱惯了《都有一颗洪亮的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甚至在结束了十年浩劫之后还只能唱《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那代中国人来说，邓丽君们(包括叶佳修，侯德建，罗大佑[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创作《闪亮的日子》红遍大江南北的台湾著名原创歌手，同时也是中国娱乐界难得的高学历歌手之一，而且一直在坚持创作歌曲、谱写歌曲，]的略带惆怅的台湾校园歌曲)的声音几乎就是来自天国，它能给板结的心田以雨露，给苍白的生命以血丝。那时，在拥有数千天之骄子的哈师大校园，我曾亲身感受到，无论是20岁的大学生还是拖儿带女的大学生都在一面寻找着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一面在《相聚》的日子里，寻找着梦中的《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固这就表明，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刚刚经历过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国民众，发现了表达对一体化、政治化、公式化文化的不满以及对世俗化生活情调的向往和要求的合适形式。
因此，如果不经[注: 不经 拼音： 解释： 1.不合常法。 2.谓不见于经典，没有根据。 3.谓近乎荒诞，不合常理。 4.不禁;禁受不起。-bujing]转换而生吞活剥地照搬，就可能会导致为了一种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地方性语境中的理论，而剪裁中国地方性事实的结果。正如陶东风所说，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西方)理论而牺牲(中国)经验的结果。
即使不考虑中西方“批判语境错位”问题，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英国文化研究理论资源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具有时代特点、民族特色的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在这一方面，凯尔纳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凯尔纳首先肯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当代形式是非常有用的，认为 他们开启了对于大众传播与文化工业的批判性研究之路，并因此而产生出了一种早期的文化研究模式；他们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之间的互动，把对于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分析与传播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读者接受研究结合起来。“创造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理论模式，的确清楚地[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阐述了媒介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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