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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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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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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却转而去研究电视和视觉媒体，这种批评似乎没有意识到电视如今备受指责，这和启蒙时期小说遭到敌视，其实是出自同一种反应，在那个时候，文学也曾被指责败坏了道德和智力。”在米尔佐夫看来，知识分子对新媒介的普遍反感，可能是对那些参与并享受大众文化的人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敌意。在18世纪这种敌意针对的目标是剧院，而现在则聚焦于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然而，“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敌意的根源都是大众和普通观众，而不是媒体本身。从这个观点看，媒体本身并不是要点。”马克，波斯特则认为，新媒介遭受冷遇和鄙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触犯了知识分子的作者权威感(sense of authorship)，“这种鄙视更主要的动因是深层的心理需要，他们未加深入地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这是因为媒介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我想指出的是，这一类态度如今仍然在许多人中间流行，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内；这种态度妨碍人们持续探讨媒介对许多人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米尔佐夫、波斯特所分析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出现了一种翻版：新媒介及其所传输的大众文化信息，再次因触犯了知识分子的“作者权威感”而受到了冷遇和鄙视。张炜关于电视的一段论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告诫说，“有头脑”的人抵制电视的最好办法就是拒绝与 它接触。“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长了会变得肤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耐烦、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长了，你会放弃思想。……脑子没有让名著滋养过的，大半是很粗糙的脑子，改变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对世界有害。有时你看到生活给搞得一团糟，主要原因就是过分地使用了没有读名著的脑子。这样的脑子一般而言不可信，不可靠。”即使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有一些中国学者对新媒体表达出了深深的忧虑：“在大众媒体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细腻与博大，都被化约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以及附会图片的文字，抢劫了通向大脑的视觉，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路途。”
上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不仅对高雅文化的“独立”和“珍稀”构成了威胁，而且也对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引导者以及大众代言人的传统身份和地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一些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焦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从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得到了共鸣，并将之作为观察[注: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观察力是人们从事观察活动的能力。观察时运用外部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形态的一种计划性和目的性很强的自觉感受活动。]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理论资源。
在中国大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最初是伴随“西方马克思[注: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义热”而得以传播的。欧阳谦在1986年出版的《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一书中，简要地介绍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俞吾金、陈学明在1990年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一书中，也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1990年，集中反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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