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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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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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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足够的估计。流行音乐是“比下等还低劣的东西”，“用这样的音乐能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吗?”对包括流行音乐在内大众文化现象的这一类责难之理论资源，通常来自于“文化大革命”中延续下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由此出发，大众文化现象就被简单化地视为一种仅仅具有娱乐性而缺乏社会性、政治性内涵的东西，而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予以排斥，或被视为“粉饰太平、麻痹斗志”的精神麻醉品而予以否定。当然，在这一时期对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的谴责声中，也有人自觉地为之辩护。比如，有人认为，“我们的‘新星’，根据自己的演唱风格选择适当的曲目，或‘严肃音乐’，或‘通俗音乐’，这完全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任何人不该无理指摘。”“文化园圃，宜放百花。有时会出现不平衡：或红花少了，或白花少了，那就不妨多种些红花、白花，却不应把其他颜色的花锄掉。”显然，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大众文化现象无论是指责还是辩护，其理论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传统的思维或意识形态框架。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对外开放的迅速推进、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注: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dengxiaoping]南方谈话以来，大众文化开始全面地进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空间，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进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空间，仅仅意味着“左”文化地盘[注: 词语地盘 dìpán 解释【domain;sphere of influence;territory under one’s control】 受某人或集团控制的地区或势力范围-dipan]的缩小，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还同时意味着传统上属于知识分子的部分文化领地迅速地被蚕食。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对民众扮演主动者、引导者、教化者等角色而自居。从儒家“博施济众”、“润泽斯民”、“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到“五四”时期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启蒙”和“理性”为主思潮的“文化热”，莫不体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应，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无可争议地居于[注: 居于 拼音： 解释： 处在（某个地位）：～领导地位 ㄧ该省粮食产量～全国之首。-juyu]中心地位、扮演着中心的角色。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一大批新的文化弄潮儿，如文化经纪人、小报记者、书商、专栏作家、各种影视制作中心及其制作人员、影视歌明星等，在迅速瓜分原先属于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地盘的同时，凭借电视等新媒介增强了自身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不能接受以电影、广播和电视形式传输的信息，新的电子媒介一直遭到他们的冷遇和鄙视。据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所说，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一种视觉支配的文化必定是贫乏的、精神分裂的。比如，尽管电视已经在学院体制内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知识圈中，对视觉快感的怀疑仍然很强烈。这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关注电视新闻和一些“谈话”节目，但对电视的其他一些特色节目，如肥皂剧、游戏表演、大自然节目和体育报道，却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这个简单的事实，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耐心：“有大批的大学教授在哀叹电视已经使西方社会暗哑失声。大学也招来了异乎寻常的痛恨，因为它们不去研究‘伟大的书籍’(这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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