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
 |
时间：2011-11-3 9:14:57 来源：不详
|
|
|
果就必定加剧年轻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虚幻症，那么媒体的责任何在，媒体的良心何在?其实当下媒体的大众文化消费，抑或由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反精英化的集体狂欢，草根性娱乐等，恰恰正是由掌握媒体、把持媒体的精英们自己策划，自己炒作出来的。”从这些文字中，显然也不难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立场、价值标准、理论视野的深刻痕迹。
把诞生于西方特定历史和地方性语境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照搬到当代中国，首先就会遇到批判语境的适用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的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注: 法西斯（英语：fascism；德语:Faschismus）是一种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类似的政治运动，包含了纳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蔓延整个欧洲。]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其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分析文化产品在思想观念上锻造极权主义个体的作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看法，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法西斯政治宣传所催生的大众与商业体制所培育的大众(the masses)是合二而一的同一群人。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直译作“视为同一”)可以解释法西斯操纵之下个体的个性如何消失并退化成了大众、群体中的成员和“非个体化的社会原子”。由于认同作用，大众就会将作为煽动者或催眠师的领袖，当作自我理想或自我典范内投到了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所以，大众与领袖的心理结构就具有了基本的同一性。在现代商业制度下，雇员的头脑里最初想的是如何像上级一样，但逐渐地由于压抑性的物质依附的作用，他们的整个人格都被按照统治阶级的样式而加以重新塑造了。显然，这种雇员与上级的人格关系，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个体的个性消失并退化为群众以及群众将领袖“视为同一”，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一般而言，领袖都是卖弄嘴皮子的好手，他们具有口若悬河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力量。这些人施加于追随者的主要魔力就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也就是语言本身。虽然缺乏其理性意义，却能够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推动古老的退化，使个体退化为群体的成员。”固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传播媒介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线电广播变成了领袖的话筒，大街上的大扩音喇叭，不断传出像女妖王一样令人惊慌失措的进行宣传的声音。
在法兰克福思想家看来，法西斯政治宣传与文化工业自上而下的整合和操纵，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通过认同作用和催眠等心理学方法，实现了非理性话语与无意识心灵的共鸣，后者则通过隐藏的信息，把统治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人群众(大众)的无意识之中。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和利润，它消解或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反叛性，而从属于代替作品的格式。它使整体和部分都同样地从属于格式，也即统一的标准。在一种标准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一种似乎真实的“伪个性主义”便形成了，表面上的个人选择(诸如偏爱、选择、流行等等)，实际上都是处于被操纵的状态。文化工业的重复性和标准化、同质化塑造了大众的自动反应，一切事物都显得是被预先决定的。“从根本上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正如法西斯政治宣传使个体变成了大众一样，不断重复的广告、不断以标准化与伪个性出现的文化工业产品也使个体变成了原子化的大众。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得以形成的特殊西方语境，大众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兴起，本身就具有使民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