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 |
 |
时间：2011-11-3 9:15:05 来源：不详
|
|
|
使其运转的机制之外，恰如它每每位于其自身之内：谅必任何学科的情形都概莫能外。
宣布某一特定学科处于危机状态几乎总是时髦之举，这与学科发展史和一种连续性修辞一脉相承。文化研究也不可避免地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自身发展的如下三个时期：先是自我怀疑，然后对它作为学术舞台的后来者的身份感到自卑，最后因此患上偏执狂。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文化研究危机四伏，当然从体制上看也远非如此，因为系别、学生、课程和教职的数目一直呈急剧增长态势。但或许在大学的这种建制内所取得的辉煌成功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即便不是一个危机)，而这个问题似乎正相当沉重地压在当下文化研究的头上，实际上，它正阻碍未来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在大学里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差不多有30多年了，为了使其自身得到承认，为争取一片制度性空间，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不断地斗争，女权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甚至(一定程度上某种)美国人研究无不如是。但一经在制度中固定下来，大学就一如既往地把该学科纳入教育规划当中，仿佛它原本就已经存在了，是古已有之的整个学术景观的一部分了(言及选择性记忆，大学堪称游刃有余)。这是一种收编合并(incorporation)行为，它使新学科合法化的同时，也进行了对它的驯化。大学对一门学科的吸纳(assimilation)，正如该词本身所意味的那样，是使其进入大学制度结构中，并与在惯例之内运作的其他学科相类似，而被制度结构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着危险，那就是将丧失起初文化研究兴起时它的现实层面的那些东西。文化研究本是一个场所和一套策略，提供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理论、方法和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对象都与艺术和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有关，但又与之相区别。现在，它存身于大学之内，它的那种他异性(alterity)、特异性(singularity)(假使它曾有过)都销声匿迹了。文化研究已经成功地使作为制度的大学认识到其事业的正当性，因此获得了形成新知识产品的场所和地位；然而也正是这种成功危及了它自身的地位。
文化研究被体制无拘无束地拥抱的时刻，正是“全球冷战研究与开发大学”(the Global ColdWar Rand D university)充分全球化(即冷战的终结)的时期，至少就美国和英国而言情况是如此。此前，尤其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中，文化研究一边遭遇来自国家政府团体的猛烈攻击，一边又在大学中的建制方面突飞猛进。文化研究经受住了那个时期的攻击的考验，现在它正无处不在，遍地开花。然而，恰恰是从自身机制上获得成功的这个时刻起，一股沉沉暮气不可避免地袭来。文化研究的专业化，现已表明它日益为所有学科都须面对的各种制度性压力所左右：晋升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在那些实行终身职位的大学体系中)，学生数目大增，更低的师生比，时间不足，逐渐提高的业绩标准，加之更多的时间都用来处理那些证明业绩成果的文书工作，等等。似乎每个人都为事业不断成功而不能自拔，为求得晋升东奔西走。在制度机制中，我们需为个人自我保存而奋斗，我们因此不再有共患难的感受，而是同行冤家。因此，对于当今的文化研究，如果不从学科的专业化和个体实践者的角度出发，就无法清楚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