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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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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5: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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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外当前的话语传统中没有直接或公开地被当作政治性问题，如下理论家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问题便属此列：让·波德里亚、杰夫·本宁顿、雅克·德里达、佩吉·卡穆夫、欧内斯托·拉克劳、钱塔尔·莫夫、萨姆·韦伯。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了一股步这些理论家——主要是克莱尔·伯彻尔、温迪·布朗、西蒙·杜林格、加里·霍尔等人——的作品之后尘的实践者，结果拓宽了政治讨论的范围。这些研究者同政治进行交锋的角度，有望振兴文化研究所研究的但现在尚不完善的政治视域。通过坚持回归理论源头，他们的确实现了复兴的任务，而这个理论源头可以从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到现在的大陆哲学传统中找到。但他们针对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当代理论所涉及的问题，不但与文化研究的工作名副其实，而且他们采取的方式避免了当代观点常有的目光短浅。他们的这一研究方式还适合于发掘有关历史性和形而上学根基的问题，这些问题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有利于探究当前使政治和政治的东西得以实现等问题。相比之下，现在文化研究中大量引用的各种政治研究，例如大众或移民政治，则是扼杀政治问题的又一例证：它把构成政治的东西事先确定下来，而将在决策能力之内发挥作用的东西——即关于决策本身利害攸关的东西——置之度外。正如雅克·德里达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漠视决策、实用性、行动、制度建设和法律赖以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那我们就没有可能去影响新的变革形式。
为此目的，这些学者回到批判理论提出的有益而苛刻的问题上来，这提醒我们在文化研究内对政治内容的共同表述，可能是并常常是将左翼通常对事件的反应，进行一种半自觉的重新陈述。这些事件不受在其中做出或可能做出决策的条件的控制。实际上，这些学者质疑文化研究的政治话语，揭示作为观念的政治内容的非问题化的、非批判的态度，如何破坏了当下政治话语和分析意图。这是解构的本质。雅克·德里达的幽灵游荡于这些学者中，游荡于许多人的思维、写作和修辞当中。我认为这种“缠附”大有裨益，它指出一些方法，这些方法超越了对政治内容的畏怯。十几年来，文化批评陷入这种政治泥潭中不能自拔。它同时也提供了认识超越半世界社会论坛(semi－World Social Forum)的、街头激进主义态度的政治行为的各种方法，也丰富了那些态度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学者的姿态可以用来帮助形成一种未来的文化研究。但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未来的文化研究的前景在于未来的力量，同时它也是未来。未来的力量在于它尚未到来，在于它是未来和未来的，因此超越了当下的藩篱。
固步自封的立场与一套表达不很清晰的关系，造成了我们对政治的畏怯胆小，给现时期的文化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我们听任该学科在一个日益专业化和公司化的机构内运作，而该机构本身则在一个极其狭隘的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化的民族国家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个民族国家对大学感到怀疑，同时又依赖大学机构来使自己存在并长盛不衰。
然而，文化研究表现出来的畏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超越我们个体变革能力的力量导致的结果。这种力量日益使我们处于一种霍布斯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境地：单纯为保住职业和个人生存而混战不休，这种自由混战据称具有舒适感，令实利主义者乐此不疲。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们由于感到未能尽职而表现出一种怯懦畏缩，担心下一轮评估、任职到期、晋升的梯级、退休金和福利的积累。文化研究和大学在其中发挥职能，与许多其它体系一样，制度的兴衰荣枯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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