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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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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 9:15: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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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期的门槛越来越高，争取资金步履维艰，工具主义教育的价值越来越高，批判式的或博物馆式的教育和知识的价值越来越低，在大学保持稳定的师生比例难乎其难。 如果文化研究既不指望提供理想主义的综合改良，也不希望提供扩大其官僚主义和工具主义领域方面的行政机会，那么专注(attentiveness)与责任(responsibility)就是其顺理成章的使命了。所谓专注就是既专心于大学多种多样的功能，也关心这种制度可塑性提供的机会及其产生的陷阱；所谓责任即对一种不可确定的未来的责任。将这种专注排除在外和压制这种责任，都不能成为文化研究的常态，尽管它已经如此，而且较长时期来看仍将如此。
在文化研究内部，人们自诩其研究和工作具有政治维度。这种政治趣味，对于那些想漠视文化研究初创时的特点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大学里越来越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一门学科，政治视域似乎变得狭隘了。通过提升个人、主体和身份的地位，它的确极其明显地变得狭隘了。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个人不仅曾是政治的，而且唯有个人才可能是政治的。这种政治角色体现为大学内教员的角色：狭隘、受约束、循规蹈矩、受限制、胆小怕事。
最近，与政治打交道往往显得轻率浅薄，也许是政治自身已变得华而不实，文化研究与政治的交道非此而何为?然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部分在于文化研究的因袭的、复制的研究方式，最初的研究方式曾使文化研究在大学里开辟出一块类似壁龛的一隅之地。但关于性别、种族、性征(sexuality)、族群、流散群体、移民身份以及其他个人身份等前沿问题虽曾有许多开创性研究，其影响和力量却随着复制研究开始黯然失色，即便它们引起了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也不是什么大的变化。妇女、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男女同性恋者和其他群体在富裕国家，尤其在美国，照例无权享受平等待遇。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进行研究和出版宣传，旨在消除不平等现象，但上述群体的状况一如既往，仍然惊人的糟糕。
现代社会的更大的权力与更难驾驭的力量，使个人和主体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文化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致力于营建个人或主体这片领地，人们对其思想干预的反映不温不火，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许多著名文化研究思想家，诸如拉里·格罗斯伯格[注: 美国社会学家。现象学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54年获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曾任鲁特杰斯大学、新泽西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道格·凯尔纳、迈克尔·哈德特和安东尼[注: 在掘金阵中，安东尼是绝对的老大。数据显示，安东尼本赛季投中制胜球的次数，远比勒布朗-詹姆斯多。但就是这样一位球员，没有人把他当作全明星球员。]奥·尼格里的论点。他们的许多观点气势逼人，也为那些仍然坚守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津津乐道。意大利文艺复兴[注: 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把人作为隐喻来描绘：人是思想研究的对象。然而还有其他也许更深层与更富成效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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