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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研究的内外部身份看未来的文化研究

时间:2011-11-3 9:15:05  来源:不详
[注: 语出:《战国策·楚策一》:“ 楚 地西有 黔中 巫郡 ,东有 夏州 海阳 ,南有 洞庭 苍梧 ,北有 汾 陘 之塞 郇 阳 ,地方五千里。]理解它。
  这是一种迫切的形势,其严峻状况随着两个与日俱增的需要而加剧,即一方面大学需要充当利益生产的实体,而不是为社会、国家或民族提供基本服务;另一方面,工具逻辑极其狭隘的需要,迫使大学成为一个公司实体的形式。用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的话来说,我们的作用就是在会计量化制度(accounting)的权威之下所起的教学效果考核制(accountability)的作用,虽然我们的制度惯例可以是全球的,但是我们每天在大学内的活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我们的“日常性”)却越来越受到限制和限定,它得以表达的个体空间也极其偏狭。说来道去并非是要表明文化研究已经在过去而且应该在将来采取集体行动,因为它过去不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是这样。但是,倘若文化研究希望自己仍然属于能独立发展的思想活动,那么当务之急便是要更加深入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解我们的研究和教学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危险境地:我们不仅要努力保持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而且要受制于大学的利益而不断地推动自己的事业按照它的要求向上走。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要想使文化研究继续作为一种能独立发展的思想活动,我们就必须认清在作为制度的大学之内,文化研究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文学研究已向文化研究俯首称臣,究其缘由或许后者被认为更能解决美国内部公民、经济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同时,诞生于80年代的新的“优秀的”公司型大学,将后冷战自由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领域让渡了出去,结果导致文学文化在公民的生活中不再担当直接的实用角色,它只在大学的记忆功能中发挥铭记作用。而文化研究则可以把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过去的文化与当前的跨国公司文化联系起来,从制度上抚慰各种关系上的沟壑与创伤。这些伤痛形成于工业技术的民族国家与信息技术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于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与作为全球消费者的个人之间。
  虽然文化研究的前景似乎被一些将其推向前台的力量所淹没,但它作为一种学科——尤其是作为在新的公司型大学掌控下可以独立发展的学科——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巩固。其间的反讽罕为人察。各种条件的共同作用,使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思想研究模式,而正是模式化又从根本上创造了一种严重限制其势力范围的语境。大学公司化进程不断加剧,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可独立发展的领域被确立下来,这两者被证明是同时推进的。结果文化研究不得不受制于一个更加工具主义的制度体制,而这个体制与该领域普遍的左翼理想相龃龉。制度要求进一步将量化指标作为教学效果考核制,这就导致与其初创时的动机和目标相比,它在最不利的语境中被专业化所规训,而且还要沿此方向阔步向前。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后勤的、官僚的和管理的负担,导致时间支出大量增加,这又构成如下逻辑,即大学来之不易的权利和地位,靠的是它源于价值驱动的业绩衡量手段。其结果是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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