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的敛钱，比起嘉道年间的孙维俭大乘教、尹老须的离卦教，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直隶钜鹿县人孙维俭，先年曾拜刘功之徒吴二瓦罐为师入离卦教。嘉庆六年(1801年)得见《性命归旨》一书后，便自立大乘教敛钱。他后收李景福等四人为徒，每人送他大钱二、三千不等，名为“买道钱”。每逢朔望之期，四人均赴孙维俭家焚香礼拜，跪听讲道。四人得道之后，便各自在家收徒。数年间，孙维俭等五人共收弟子95人，再传弟子1600余人，涉及六府十余州县。孙维俭为了掩人耳目，摆脱“邪教”之名，更好敛取钱财、公然提出建一所列圣佛堂，并请衍圣公化为具奏的计划。他借“建盖列圣佛堂”名义，令各州县的二会首劝捐，仅嘉庆十三、十四两年，分别敛得一万四千余两、三万三千九百余两银子，合计48113两之多。后来，孙维俭又以帮助修缮尼山庙宇为条件，换取孔府以捐纳授予六、七品顶戴。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维俭一伙携带4.2万两银子亲赴曲阜，上演了一场谒见衍圣公的闹剧。

    离卦教总当家尹老须传教敛钱更是达到疯狂的程度。尹老须于嘉庆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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