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其实仅摘录文句，《左传》、《谷梁》都有与《孟子》相通处，这种作法和后来的刘师培论《孟子》与三传相合的论文相似，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曾经批评刘师培这样作法不妥，今于孔广森亦然。虽然他们一今一古，但都长于朴学，因之义朴学的方法从事排比的工作。即以《孟子》、《公羊》相通而论，他们之间不相合之处甚多。比如《左传》宣公四年有云：“凡杀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这是《左传》五十凡之一凡例，《左氏》中之大法，是一种纲领，但这最为《公》、《谷》所讥，因为它违反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但孟子却说：
“齐宣王问曰：‘汤伐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是《孟子》与《左传》相通而不同于《公羊》。所以我们说类似的相通说，不说明任何问题。
孔广森有他自己的“三科九旨”，实际与传统的三科九旨不同而目的是维护旧的统治秩序，他不倡大一统，也不倡法后王，但主张世族地主可以割据称王。因为孔家是世族大地主，是既得利益者，“已享其利者为有德”，于是他们自称是“文章道德圣人家”，他们用全力来巩固这种局面。但《公羊》是讲“变”的书，原有的“三科九旨”都在讲变，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这是他们的可取处，虽然他们主要还是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立言。每当地主阶级处于困境的时候，公羊学往往应运而出，地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遂于其中各取所需。世族地主主张巩固这旧有的阶级秩序，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则希望取而代之，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资本的持有者则向往着未来，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他们对于《公羊》的需要也各有不同，他们可能都鼓吹改制，而所走的方向不同。孔广森是世族大地主，他的公羊学和他的社会地位未曾脱离，以此他要求于公羊学中的思想是如何来巩固这世族地主的地位，他在鼓吹“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他在向往着教皇的地位。他学自庄存与，但他向后倒退的步伐，比庄存与更显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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