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论“礼者刑之精华也，失乎礼即入乎刑，无中立之道，故刑者礼之科条也”。这不同于正统派儒家关于礼的定义，不同于封建社会初期礼刑分别用于不同阶级的传统，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这种传统，而今谓礼是刑之精华，刑是礼之科条，不入于礼即入于刑，无中立之道。这几句解释体现了公羊派是儒家左派的传统，体现了公羊派的多变精神。“无中立之道”更是对于正统派儒家的革命，所谓孔孟之道，从一点上说，即“中庸之道”，他们以为过犹不及而严守中庸，如今说“无中立之道”是反乎中庸，反乎中庸即反孔孟之道，无论刘逢禄意识与否，这是一种崭新的精神，是新儒家的口号，儒家而反对中庸，是儒家而反对儒家，所以我们称之为新儒家。本来公羊—荀卿学派就是新儒家，至此这新儒家还在发展他们的学说。刘逢禄的议论颇有辨证的意味，他说：“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矣。……矫枉者弗过其正则不能直，故权必反乎经，然后可与适道。” 刑反德而顺于德，权反于经而适于道，使刑与德、权与道都处于对立统一的地位，这样才会有发展的前途。这种崭新的议论是有他的阶级基础的，说明阶级关系在变换中，一切价值的概念也在变换中，礼与刑的概念在变换中，它们不再是不同阶级的所有物，新的阶级在出现，对于他们是用礼还是用刑？他们不是地主，也不是农奴，礼与刑都不适用，于是变更礼与刑的定义，礼与刑不再是隔绝的了，它们对立地统一起来，于是资产阶级强调法，刘逢禄也说：“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令。”法律统一了礼、刑，礼与刑都丧失其原有地位而为法律所取代。

公羊学派始终和法家接近，但他们缺少法家的治国方案，所以今文经不得不借古文经以济其穷，刘歆、王莽如此，王安石如此，刘逢禄而欲改革亦应如此，可惜他摒弃了这种作法而排斥古文经，这是扬弃了今文学派的优良传统，以致重新引起今古文之争，愈演愈烈，清末康有为和章太炎遂各代表今古而进行了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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