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昔圣人序东周之《书》，唯存《文候之命》及《秦誓》，著其盛衰大旨。其于删《诗》，则列秦于《风》。序《？？》曰：‘未能用周礼。’序《终南》曰：‘能取周地。’然则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何其辞之博深切明也。秦始小国辟远，无放僻骄侈之志，亦无*佚昏惰之风，故于《诗》为夏声，其在《春秋》无？王猾夏之行，亦无君臣篡弑之祸，故《春秋》以小国治之，内之也。吴通上国最后，而其强也最骤，故亡也忽焉。秦强于内治，败？于后，不勤远略，故兴也勃焉。楚之长驾远取强于秦，而其内治亦强于吴，故秦灭国而终覆秦者楚也。圣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运而反之于礼义，所以财成辅相天地之道而不过乎物，故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文归之矣，何待定衰之末而后京师楚哉。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慨然深思其故曰：中国亦新夷狄也。……故观于《诗》、《书》，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坏，虽圣人不可复也。观于《春秋》知天下之秦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公羊何氏释例》）。
《春秋》“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文归之矣”。又于“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春秋》大义，于据乱世本来是内中国而外诸夏，而今进夷狄于中国，以当时中国衰乱，“中国亦新夷狄也”。这种演变，孔子知之，是以孔子已能前知，这是今文学的传统，当孔子删诗、书时已经知道“代周而改周法者，断自秦始”。秦本来是西方小国，远于诸夏，诸夏之国摈弃之而比于戎狄，但其地为周旧，有良好的传统而没有*侈昏惰的风俗，所以《春秋》内之。楚也是有深厚基础的国家，所以在秦统一后而楚代秦。秦楚狎主中国而《春秋》许之，因为这时的中国无异于夷狄，旧的王朝已经不能维持，新王朝的产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公羊派之肯定新王朝的出现，说明他们的历史观是向前看而不是法先王，以此我们说他们的学说近于法家，而刘逢禄也曾经使儒家的礼义和法家的刑法互相结合。本来董仲舒曾经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因为这《春秋》是公羊学派的《春秋》，所以关于礼义的涵义也就不同于其它学派。刘逢禄说：
“或称《春秋》为圣人之刑书，又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令。而温城董君独以为礼义之大宗何哉？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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