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防腐的方法，在考古学上是有用处的。

我们试图给《公羊义疏》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所以论及各方面。《清儒学案》曾经评价他“于《公羊》用力尤深。……近人如曲阜孔氏，武进刘氏，谨守何氏之说，详义例而略典礼训诂。先生乃博稽载籍，凡唐以前《公羊》大义及有清诸儒说《公羊》者左右采获，择精语详，草创三十年，长编甫具，南归后乃整齐排比，融会贯通，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以上有适当处，有过誉处。材料是丰富的，但不能说他对于材料能够融会贯通，而且《公羊》不是历史书，以考据训诂治《公羊》，未免用力多而收功少。可以说陈说于考据并非所长，而于义例乃其所短，材料丰富是可取处，以后这部书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原因就在于此。

五 龚自珍

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清儒学案》曾经指出：“定盒学出金坛段氏，后从武进刘氏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之学。其见于文字者，推究治学本原，洞认周以前家法。同光学者喜治《公羊》，托于微言大义，穿凿附会，寝致恣肆，此则末流之失，未可以议前人也”(《清儒学案·定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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