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正名和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联系在一起，这是他的别解，这是一种有始有终的学问，而核心问题是正名。正名之始始于书数，“古者八岁入小学，教之数与方名与其洒扫进退之节”，六书九数都是小学，由是十五岁而入大学。有大学有小学，大学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及正心诚意之言，而小学则是书数与方名。下学而上达，小学是上达之本，后世小学废，是上达之无本，于是“君子忧之”。舍此而弗由则流于空谈，而“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他要求去掉空谈之聪明，守朴拙之迂迥，物物名名不使有遁，所以他又说：“古人文学，同驱并进，于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终极，综百氏之所谭，而知其义例，遍入其门径，我从而筦钥之，百物为我隶用”(《定盦文集》卷上，《与人笺一》)。他所谓正名之学实在是他的外祖的训诂之学，通过训诂小学而正名，因正名乃与言正心诚意以推极于家国天下，而达到“天下国家名实本末皆治”。清十匕汉学始祖顾炎武本具有这种思想，他治古音韵即所以通经，而通经所以致用，他的《日知录》也是通过考据之学以致用，他不是一位脱离实际的小学家，他是由小学以上达。但后来的汉学家包括二王与段玉裁在内并没有这样考虑过，他们买椟还珠，他们擅长于训沽考据，从某一方面说他们是在作正名的工作，但他们并不想下学而上达，他们的小学不能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他们使“钝朴”变为“聪明”，使小学变成大学，他们皓首穷经，毕生考据。龚白珍的意见和他们相反，他的方法也不同于顾炎武，但结论相似，可以说“殊途而同归”。

大学中不仅有治国平天下，也有性与天道，龚自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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