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犹太人对于过去和未来历史模型的理论，在任何时期都是会强烈地投合被压迫者与不幸者的心意”（罗素：《西方哲学史》1945年英文版363页。）的。早期基督教同公元325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以后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的后期基督教相比，它们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欢悦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欢悦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36—537页。）
既然早期基督教和后世基督教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活动于两广地区的洪秀全是怎样接触到它的思想的呢？
如所周知，洪秀全在1836年前往广州考秀才的时候，曾经得到基督教徒梁发所编写的一部名为《劝世良言》（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1—537页。）的传道书。这是一本具有殖民主义统治思想的反动的传道书。有一种看法认为：《劝世良言》这部洪秀全最早得到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是“洪秀全基督教知识的主要来源；洪秀全所知道的基督教完全根源于此。”（沈元：《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第58页。）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从这种基督教的传道书中，洪秀全怎么能够利用它来发动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呢？要是《劝世良言》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就只会是西方殖民主义“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积极的后果”（费子智：《中国文化简史》，1954年英文第四版，第566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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