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教义片断经过增删后所余有限的问题，与客观事实不尽符合。恩格斯指出：“迄今我们在早期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即从“德国的《圣经》批判”中得出一个结论说：“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它的写作时间的判定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公元67年6月和公元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出的；所以它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基督教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早期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得重要得多。这一篇就是所谓的《约翰启示录》。”（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533页。）这样看来，早期基督教教义除了某些片断散见于《圣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外，它还集中地、完整地保存在《约翰启示录》一书之中，而不是“所余的也已经有限了。” 

其次是所谓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已进入最后阶段因而不能提供思想外衣的问题。恩格斯在这一整段文章中所讨论的乃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市民阶级的问题，时间上比十九世纪中叶还要早得多；那时，法国市民阶级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选集》，第四卷，第252页。）显然，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它既没有诞生过象比埃尔·培尔和伏尔泰等一类的自由思想家，也没有条件出现过那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的形式来赋予自己的革命运动，所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就始终穿上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外衣。 

其三是洪秀全在梁发和罗孝铨等人影响下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如何分别取舍的问题。我们认为，梁发《劝世良言》一书的最大影响是推动洪秀全去找《圣经》原著来加以“对验；”而罗孝铨的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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