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经济上，论者否定光绪帝上谕维新性质的根据，主要是两条，一是各级商务局的人选排斥了“普通商人”，二是“拒绝”了康有为裁撤厘金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这样的根据有必要作些具体的分析。

　　诚然，洋务派主张由“员绅”来主持农工商务，发展本派系的经济实力，光绪帝的上谕也多处表述了由“员绅”来“试办商务”的意见。但是，这并非光绪帝上谕有关发展民族经济的全部思想。第一，上谕说，这些“员绅”必须是“通达商务、明白公正”的人，不是凡“员绅”即可。第二，所有这些督抚和“员绅”的职责，在于“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0页。)，“总期连络商情，上下一气”(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20页。)，“官民一气”，发展农工商业，而不是其他。(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7页。)第三，鼓励商办实业，保护商民利益。当时，宋伯鲁认为“各省举办铁路矿务，官不如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47页。)，杨深秀请求“招商承办”津镇铁路(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戊戌变资料》二，第53页。)，王文韶也汇报说广东华侨商人张振勋决定在烟台创办“酿酒公司”(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9页。)，等等，对这些，光绪帝通通表示支持和鼓励，命令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情况见上页⑥⑦和本页①上谕。)，并且还就中国商务之大宗——丝茶业的生产，提出，“分设公司，仿用西法，广置机器，推广种植、制造，以利行销”的建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0页。)五月二十六日的上谕更是明确指出：“近来各省商务，未见畅兴，皆由官商不能联络”，要求“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各该地方官，务须体察商情，尽心保护，……并严禁胥吏勒索等弊”(《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8页。)。第四，规定凡创造发明，除予奖励外，还就“所制之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兴造枪炮各厂”者，并“著照军功之例，给予特赏，以昭激励”(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31页。)。连枪炮都允许民间经营制造，“专利售卖”，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光绪皇帝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决心？难道这也是光绪皇帝相同于洋务派的地方吗？以上各点，都说明百日维新中关于经济政策的上谕，绝不是“完全适合洋务派的需要的”。仅以某些经济机构的人选来判断光绪帝经济政策的性质，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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