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康有为的裁厘建议，这倒确实没有在上谕中得到只字反映，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就断定光绪皇帝“拒绝”了这一建议。虽然康有为上奏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要求光绪皇帝能够一本“通商惠工之意，宜决裁之，以嘉惠商民”(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但也正如康有为所言，厘金“岁入千五百万”，全国“不下十万人，皆仰食于此”(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康有为政论集》（以下简称《康论》）上册，第357—358页。)如果一旦裁厘，不但使请政府本来就奇绌的财政更加拮据，而且势必将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驱赶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此作为一国之主的光绪皇帝对裁厘这类大事不能不慎重从事，不敢贸然下令废之。不过，他毕竟不是顽固派，也不是洋务派，因此在七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尽管以“法称最善”一类的空洞词令对厘金“肯定”了一番，但通篇说的都是厘金之弊，主张进行整顿。(《戊戌变法资料》二，第93—94页。)遍查百日维新所有上谕，没有一处直接反对康有为的裁厘建议，相反，据说康有为的裁厘奏折上递之后，“皇上览奏，恻然动念，面谕维新诸臣，谓行新政就绪，即决裁厘金。”可惜很快就因发生“八月之变，事乃中辍”(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知新报》第30册刊登康有为《清裁缴厘金片》时加的注文。)。看来，说光绪帝在废除厘金制度问题上“同康有为的看法南辕北辙”，未尽合宜。
（三）关于文化教育。论者认为，“康有为最重要的建议是改革科举制度”，而在这方面“光绪皇帝的上谕毫不含糊地支持了洋务派”。情况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说：不见得！
应该说，百日维新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除了废八股改策论之外，还有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传统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深恶痛绝，按照康有为他们的本意，也是企图全部废除的，“不惟八股当废，即科举亦当全废，而一切学级，悉自学校出，此乃正理也。”(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页。)只是考虑到顿然“使数百万之老举人、老秀才，一旦尽失其登进之路，恐未免伤于急激。且学校生徒成就，亦当期之于数年以后，故此数年中借策论科举为引渡。”(梁启超：对六月初一是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41—42页。)这样，无论康梁，还是光绪帝，都决定以废八股改策论作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的入手。于是光绪帝屡下谕旨，一再申明：“一切考试诗赋，概行停罢，亦不凭借法取士”(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上的上谕，《戊戌变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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