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不止一次地下谕开办京师大学堂，命令各省府厅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中小学堂，各地义学、社学、乃至不在祀的民间祠庙，也通通改为学堂，而所有这些学堂都必须讲授官书局统一编译的“中外要书”，使“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这么一来，就将使中国构成大中小学组为一体的崭新的教育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近代教育新局面。这是改革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制的勇敢尝试和关键一步，它和废八股一起，给中国文化教育打上深刻印记，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可谓祛数千年之□□，俾学者之心顿有豁然开朗之一日也。”(《中外日报》评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七日。)也正因为这样，当时谣言纷纷，说是光绪帝服了康有为进的“药水”，“性情大变急，急躁异常”，竟“在宫中设立礼拜堂”，“皇上又入天主教矣”(苏维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337页。)。这无非是说光绪帝被康有为拉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看来，当时众人晓得，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是走在一条道上的人。
以上情况说明，光绪帝不仅在次要问题上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且在诸如事关官制改革的制度局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也采纳了或准备采纳维新派的主张。如果光绪皇帝的意图得以实现，中国一定会出现不同于过去，也有别于洋务运动的新局面的。说光绪皇帝“站在洋务派一边，而同维新派是同床异梦”，未免有失历史真实。不管是康有为，还是光绪皇帝，从主观上说，都希望中国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一番改革，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受人欺凌的境地，从民族危机中解救出来。正是爱国救亡的宗旨，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更是变法维新的实践，使光绪皇帝由一个封建帝王“变成维新元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5页。)，康有为成了维新领袖。百日维新的出现，少不了康有为，也离不开光绪帝，缺一不可，否则告吹。犹如一列火车，光绪帝是司机，康有为则是“顾问”（指挥），他们的目标是开往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但刚刚启动就出轨，车毁人亡。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列火车的标志是“洋务运动”，而是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所不容许的“维新变法运动”。正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势力的破坏和镇压，才使百日维新曲折和迅速夭折。百日维新的惨败，又从反面告诉我们：光绪帝和康有为一样，并不是什么洋务派，而是维新派。容□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容□：《西学东渐记》，《戊戌变法资料》四，第226页。)光绪皇帝是清朝十二个皇帝中，唯一值得后人崇敬的追求进步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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