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55页。)；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8页。)，等等。所有这些上谕，虽然没有搬用康有为奏折所说的“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的词句(《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11页。)，而是采纳了张之洞、陈宝箴合呈的科举新章，决定乡会试均定为三场，并说“至于士子为学，自当以四子六经为根柢，策论与制义，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五日上谕，《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光绪帝迎合了张之洞，反对了康有为，因为第一，上谕肯定的乡会试三场考试中，规定“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文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就所考内容和形式来说，同康有为的主张基本一致，不是什么“针锋相对”。第二，从上谕看，它既说要以“四子六经为根柢”，又说目的“不外通经史以达时务”，还把制义和策论并列，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态度的表现，但是在旧传统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敢于提出与之对立的新主张，这就说明新主张才是它的基本倾向，目的不是为了保旧，而是为了图新，“通经史”还是为了“达时务”。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带有调和色彩的上谕，其革新倾向仍然是明显和主要的，这又是与康有为相一致的地方。实际情况是，光绪颁的废八股、改科举的上谕，不但是为康有为所促成，而且几乎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主张。
应该说，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是百日维新中最卓有成效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新政。康有为认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者，莫过于此”。(康有为：《清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康论》上册，第286页。)当时《申报》也评论说：“此（乃）我中国由衰而盛、由弱而强之一大转机也。”(《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梁启超同样把它誉之为“维新第一大事”，说“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共兔园册子、贴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虽西后政变，改革失败，然“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为此，“骤失所业”的“愚陋守旧之徒”，“恨康有为特甚，到有欲聚而殴之者。”(梁启超，对光绪廿四年五月五日上谕之案语，《戊戌变法资料》二，第25页。)此情此景，说明康有为正确，也说明光绪帝和康有为站在一条战线上。
在谈到文教问题的时候，论者不该忘却百日维创办新学的主张，而正是这些主张最强烈地反映了光绪帝和康有为学习西方的意愿。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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