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些当年曾经大力宣传“民权”的风云人物，先后都成了民权的反对者。

　　一九○○年夏天，戊戌时代第一个提倡“民权”的康有为，这时却第一个公开声明反对兴民权了。他说：“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兴民权”（《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218页。)。两年以后，他更进一步连“公民”的资格也不允许广大人民持有了。他说：“今中国举公民之制，凡住居经年，年二十以上，家世清白，身无犯罪，能施贫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者，可许为公民矣。凡为公民者，一切得署衔曰‘公民’，一切得与齐民异”，而广大“齐民”即贫苦人民，则“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明夷《公民自治篇》，《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213页。)所谓“能施贫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的人，当然只能是少数有钱人。康有为把“公民”的桂冠只给这些人，让其享有选举、做官等权利；而被康有为编进“齐民”这个另册的广大人民，则连“公民”的称号也不准有，“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实际是什么权利也没有，只有受剥削、被压迫之份！康有为这些言论，在当时连曾是他最有名的学生的梁启超也“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218页。)。

　　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已堕落为保皇派的代表人物，就革命的重大问题展开了历时两年的激烈的大论战。在那次大论战中，关于要不要实行民主*，即要不要实行民权主义，就是双方激烈论战的中心问题之一。在这场大论战中，不但康有为，连梁启超也一样竭力地反对民权，这时他们攻击民权的言论真是充耳盈籍，不可细举。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同时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以后，康有为还在那里忏悔自己戊戌时代的“兴民权”的主张和活动是“不察国情之巨谬”（《国会叹》，《不忍杂志汇编》，第五册。)，千方百计地为复辟清朝、复辟封建专制制度制造舆论。这时的康有为，已经成了这样的人：“他人读其文章，竟可杂诸《翼教丛编》、《劝学篇》中，而莫辨真伪”！（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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