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因此结论是：“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如果君臣不为民办事，人民就可以“易其人”或者“共废之”！（《仁学》，《谭嗣同全集》，第56页。)在封建君权具有神一样权威的中国，谭嗣同这些话是须有很大勇气才敢说出来的，他不愧是改良派中最激进的人物。在谭嗣同以后，梁启超则把君比作一家铺子的总管，把臣比作掌柜。他虽未明说谁是“铺子”的老板，但很显然是把“民”比作“老板”的（《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二），第550页。)。严、谭、梁等人的这些理论，自然不是科学的，但他们揭掉了长期蒙在君权上面的神圣外衣，为“兴民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在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的一部代表作里，康有为断言孔子是个托古改制者，并断定孔子之所以要托古改制，是因“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版，第267页。)。这里，实际上正是康有为他们自己的写照。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以证明自己的变法要求是符合“古圣”遗旨的，这是戊戌维新派开展变法运动的一块“避祸”盾牌。他们在宣传“兴民权”时，也牢牢抓住这块护身牌。他们断言：“《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义者。”（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二），第548——549页。)他们甚至还断言孔子的理想就是“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54页。)。这种先把孔子大大地加以美化，然后借用他的旗号提出自己主张的做法，是改良派*上极其软弱的一个重要表现。
民权是封建专制君权的对立体。要“兴民权”就不能不“抑君权”，不能不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戊戌维新派在大力宣传“兴民权”的同时，尖锐地抨击了二千年来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罪恶。他们谴责了从秦始皇以后历代君主“恃压力之重，私天位之宅，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赤大侠之族，成党锢之狱，草芥臣民，牛马士类”的罪行：（唐才常《湘报序》、《浏阳二杰遗文》，第二卷，第23页。)揭露这些封建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的各种倒行逆施，痛斥这些封建君主是窃国之“大盗”，是“独夫民贼”，痛斥为这些封建君主歌“功”颂“德”的人及其理论是“乡愿”，二千年来“惟大盗利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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