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28页。)。这样明确地把缺乏民权作为中国积弱致败的根源，是对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又一个进步，也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8页。)的一个收获。
（二）
戊戌维新派中的大多数人（除了麦孟华等少数人之外），既然把缺乏民权作为中国致败之源，因此，他们在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的三年多里，利用自己控制的各地报刊、学会、学堂，发动了一场“兴民权”的宣传运动。
他们大力赞扬“民权”，说：“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戊戌变法》（二），第548页。)，实行“民权”是世界大势所趋，不及百年，全世界都将“惟民之从”（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戊戌变法》（三），第30页。)，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一君为政之世”，必将让位于西方资产阶级那种“民为政之世”，等等。
为了使“兴民权”的主张更理直气壮，戊戌维新派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大师们那里借来“天赋人权”、“民约论”等武器，来论证“兴民权”的合理。这方面，以曾经留学英国多年、甲午战争后翻译了许多西方名著的严复为最显著。他在一八九五年三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辟韩》，以“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来为“民权”辩护。他论证了君、臣和刑、兵等国家机器，是“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从而根本否定了“君权神授”这个在中国有长远历史的封建传统观念。一年半以后，谭嗣同开始写作其名著《仁学》时，对严复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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