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关于“兴民权”的以上这些宣传，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在他们积极活动的一些地区，“民权平等之说炽矣”（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觉迷要录》，第一卷，第16页。)。例如在湖南，人们“争相趋附”民权平等之说，从省城长沙开始，“浸及旁郡”，在全省刮起一股“民权”之风（王先谦等《湘绅公呈》，《戊戌变法》（二），第604页。)，犹如向一直在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下死水一潭的中国思想界，投进了一块巨石。

　　恩格斯说过：“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8页。)。因此，封建顽固派对“兴民权”极为仇恨和害怕，立即掀起了一阵阵围攻“民权”的鼓噪声。他们或作文著书，从“理论”上“驳斥”，或组织歹徒到改良派主持的报馆、学会、学堂起哄闹事。他们大骂“民权”论是“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使人“不知有本朝”的魔影（苏舆《翼教丛编·序》。)，狂叫“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戊戌变法》（二），第638页。)。尤其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炮制的《劝学篇》，大叫“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见《劝学篇·正权》。)，等等。此书受到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一致赏识，也受到光绪帝（他也反对民权之论）的支持，依靠清朝廷之力，在全国传播，起了极恶劣的影响。封建顽固派对民权所发出的这些鼓噪，不但暴露了他们反对对旧秩序作任何变动的反动本性，也证明了戊戌维新派对“民权”的宣传运动，已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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