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改良主义者对“西学为用”并无异议，但对于“中学为体”，亦即对于要不要改变一点现行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伦理，却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一八七七年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在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里说：他初到欧洲时，还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待到“披其律例，考其文事”之后，才知道这些还都只是“其末焉者也”，根本的还在其“护商”、“得民心”、“议院”等方面（《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戊戌变法》（一），第184页。)。马建忠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这个认识上的变化，一般地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者对外国的认识发展的共同过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明确划分界限。而在这之后，他们就愈来愈多地赞美西方，特别是欣赏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说那种议会制度能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朝野上下，同德同心”（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戊戌变法》（一），第55页。)，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陈炽《庸书·议院》，《戊戌变法》（一），第245页。)。这类赞辞与事实当然有天壤之别，但表明了早期改良主义者这时已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和不满，已把眼光逐渐转到中西*制度方面去探求中国致败之因，寻找对付外祸之法了。这是他们比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一个进步。不过，由于他们的力量和呼声都还过于微弱，因此还没有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更未能掀起一次*运动。

　　甲午战败和亡国大祸迫近眉睫，终于使二十年来逐渐发展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由一种社会思潮迅速发展为一次*改革运动；而“兴民权”的问题也终于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了。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戊戌维新派的主要成员，在掀起戊戌变法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在提出自己一系列改革建议时，都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从中西*制度上探索中国积弱之源和寻找对付外祸之策的思想，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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