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怀疑古文经典到怀疑封建制度

　　中国的疑古思想萌发于战国，勃发于唐、宋，盛行于清代。唐代有了雕版印刷，书籍流行渐广，学者得书方便，容易作比较研究，到北宋时辨伪已成风气。在南宋兴起改注运动，疑古思想更加泛滥，因为要修改前人对经书的注疏，首先就要对这些注疏进行辨析，然后才能有所发明，而在辨析的过程中，自然会揭露出一些伪书、伪史。到清代，乾嘉的考据学如日中天，辑佚、辨伪成为风尚。那时的学者崇尚汉学，他们把汉代的佚书差不多全部重新辑出，对汉代的学派和名家逐个作专门研究，他们运用的考据方法更加严谨、细密，因此他们在疑古、辨伪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康有为之前，经过唐宋元明清五代辨伪，所有的古文经典都遭到了怀疑。例如：郑樵、朱熹、牟庭、崔述、魏源等怀疑《毛诗》，吴棫、朱熹、吴澄、梅鷟、阎若璩、惠栋等怀疑《古文尚书》，姚际恒、毛奇龄、崔述等怀疑《逸礼》、万斯同、万斯大、姚际恒等怀疑《周礼》，欧阳修、叶适、崔述等怀疑《易传》，刘逢禄、龚自珍等怀疑《左传》，姚际恒、杨椿等怀疑《孝经》，等等；而崔述的《考信录》、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汉书人表考》则对司马迁以前，特别是上古史事进行考辨，推翻了许多伪史。康有为的疑古思想就是在前人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康有为的疑古思想不是以往疑古思想的简单继承和发展，而是有质的升华。以往学者的疑古和辨伪，无论取得怎样具体的成果，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权威和加强封建思想的统治。以阎若璩为例，他写出著名的《尚书古文疏证》，证明了《古文尚书》这部封建统治阶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原来是一部伪书，这在客观上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思想，但阎若璩的本意并不在此。《尚书古文疏证》刊刻后，受到不少非议，他心中不安，特命其子阎詠从朱熹的《语类》和《大全集》中选取有关疑古、辨伪的条句，编成《朱子古文书疑》，以说明他写《疏证》“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书之耳”（阎詠：《朱子古文书疑序》）绝非有心标新立异，更不敢离经叛道。但康有为不同，他在《新学伪经考叙》中写道：“阅二千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亿衿缨之学问，统二十期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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