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廖平不同，他首先是一个*家，其次才是学者。他继承了鸦片战争前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和魏源的“以经言政”的传统，用充满疑古精神的今文经学去鼓吹变法。1898年8月，他在一道奏章中曾讲到写作《孔子改制考》的动机：“……自后世大义不明，视孔子为拘守古法之人，视‘六经’为先王陈迹，于是守旧之习深入人心，至今为梗，既乖先圣垂教之意，尤窒国家维新之机。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策，以免胁割而图保存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杰士上书汇录》。%>说明他是出于一种*目的即推动变法而写作《改制考》的。

　　古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拘守古法之人，视‘六经’为先王陈迹”，这种观点恰好给守旧派利用来作为反对变法的根据。而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改制纯儒”、“变法之圣人”，这种观点恰好可以给维新派利用来作为宣传变法的根据。因此康有为要站在今文经的立场上反对古文经。他先写出《伪经考》，宣布守旧派所崇尚的古文经典都是刘歆制造的伪经，再写《改制考》，宣称“上古茫昧无稽”，“六经”所载并非先王陈迹，而是孔子的“托古改制”，其中寄托着孔子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从而把孔子塑造成一个“道主日新”的“变法圣人”。这样，《伪经考》和《改制考》就有破有立地构成完整的变法理论。

　　从唐至清的疑古、辨伪，本是书斋中的学问，至康有为则用它来构筑变法的理论，使之成为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的工具。

　　以上是康有为疑古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康有为的疑古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范畴的，它是受到19世纪80至90年代的中西文化撞击、维新思想不断发展的文化氛围和变法运动逐步开展的*气候的影响而产生的，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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