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权*的定义方面，十九世纪的俄国学者索洛维约夫在所著《神权*的历史和未来》一书提出了与斯宾诺莎同样的看法。索洛维约夫（1853-1900）是现代俄罗斯哲学和神学的奠基人，他吸收和批判西方思想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说：“在神权*中就必须以三个作用因素为前提，其中一个代表上帝的目的（祭司权力），另一个代表人的自由（世俗权力），第三个代表第一与第二权力内部的结合（先知的权力）”。“合法的神权界只能有一个宗教中心，一个最高精神力量，一个膏圣油的大祭司。只有在精神力量统一的条件下，神权*才能完成自己最高宗旨，才能有成果。”“世俗权力实际上应该在某些问题上服从神的指示，其工具就是大祭司，……需要集聚整个世俗力量的统一权力，需要惟一的王平等地站在惟一的大祭司的面前，自愿地服从他。”也就是说，神权应凌驾于政权之上。因此，索洛维约夫也认为，希伯来国在摩西之后是神权*，因为摩西“转交给约书亚的不是全部权力而只是部分权力，属于约书亚的不是统一权力，而是以第一权力——祭司政权为前提的第二权力。……如果说全体人民都应服从他，那么他本人在上述问题上应服从大祭司，并遵循他的指示（来自神的指示）。保护神的教义的职权没有委派给他，而是委派给了持有耶和华神龛的祭司。作为以色列世俗领袖约书亚在神权*的组成中占第二位”。^[7] 

与斯宾诺莎不同的是，索洛维约夫主张神权*。“他不仅在理论上完善这个思想，而且在实践上努力实施它。”他“明确地指出，在神权*社会里有三个力量：第一个是第一神父（即天主教教皇），另外两个是以俄罗斯沙皇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和先知。……当时的罗马教皇得知索洛维约夫的这个想法后表示，这是个好的思想，但只能靠奇迹来实现。索洛维约夫在这方面所作的实际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自己的祖国，他都没有得到支持。进入９０年代，他对自己的神权*社会的思想也失望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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