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拓土既远，降附亦众。自后一部或叛，邻部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驭远人之道。及城哈屯开境数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殚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若贪土不已，渐至虚耗，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国家大敌，惟在南方。今虽连和，难保他日。若南方有变，屯戍辽邈，猝难赴援。我进则退，我还则敌来，不可不虑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思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长，岁修职贡，叛则讨之，服则抚之，诸部既安，必不生衅。如是则臣虽不能保其久而无变，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右所言颇尽当日全辽情事，所云西北开境，空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贪土不已，渐至虚耗者，岂不信哉！观大敌正在南方之言，可见宋虽畏辽，辽亦畏宋，当时情事如此，非果辽强而宋弱也，特南人谋国者未能深悉敌情耳。”
姚莹通过历史上宋、辽对西北经营的阐发，指出辽“空有得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而宋“谋国者未能深悉敌情”。并联系现实，明确提出“内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的西北防御策略，表达了以古鉴今的治边思想。
何秋涛认为“边防之事，有备无患”，虽然“国家承平二百余年”，但“常宿重兵于漠北，将帅大臣星罗棋布，东西相望，其所以防患于未然者，意至深远。”
为此，他提出了以下的军事防御策略。一是增设喀伦（卡伦）等军事设施，加强边境防卫。他说：“乌梁海平后，科布多增设喀伦。准噶尔平后，塔尔巴哈台、伊犁增设喀伦，一如前制。且加派侍卫，分驻巡查，所以固封圉而昭慎重也。”
继之，他引《盛京通志》载：黑龙江另设之十五喀伦，所以防御俄罗斯来路，盖已增于十二喀伦之数。认为“其它添置之处，皆关系北徼防维，不可或略”。
何秋涛指出“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处极边，分设喀伦，所以控制边内外游牧诸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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