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入不偿出。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险远，易以生怨，无庸议。云南、贵州、两湖、两广相距亦远；四川地广人稀，不宜再徙；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而愿往者皆往。其余若江省凤颍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敢于行路，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地尚不绝远，募之往必愿往。江西福建两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于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当行者官给每户盘费若干，每丁盘费若干。又各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南漕不给，大率买米而食，买缎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师内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数年，本省费又无所底。……苟有利于天朝者，必无异心，无异议也。”
侯外庐先生认为，这种移民政策的内容，和历代的移民政策不同。龚自珍的思想中含有近代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的意义。他还讨论了经济、*、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
此外，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龚自珍的移民策略还具有使全局和局部利益得以很好兼顾的特点，表现出鲜明、浓郁的时代精神。
姚莹提倡“西藏戍兵生子”的人口繁衍策略。基于人们对有关“西藏戍兵生子”问题的担忧，姚莹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自来驻藏大臣加意戍兵，惠爱之无不至，定例官兵奸民妇有罪。惟西藏戍兵许雇蕃妇服役，盖所以慰远戍者之心也。近岁议者以为戍兵奸生子日渐蕃衍，将渐成其种类，严禁革除。然戍兵生子皆内地种人，如果繁衍是变蕃人为我族类，我之利也，何谓成彼种类乎？新疆满、蒙、汉兵既众，复令携眷以往而召垦屯田，亦皆用眷户，是固欲其蕃衍矣。更以流遣应役，故回城有事，皆得其用。夫罪人以我同类，尚得其用，况戍兵之子乎！昔西洋夷人贸易，广东例不许其住眷，恐有滋生于我，不利也。近时英吉利求五处马头，弛我之禁，必以许其携眷为约，盖欲滋种于中国矣。夷至中国犹谋增其种，我在异域反自弱，其人意殆别有所为，非颛蒙所能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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